在《三国演义》中，刘表算得上是被扭曲得最为严重的一个人：他既极其缺乏开拓精神，又管不好小老婆，还限制不了她娘家人对政事的干预。他不仅坐失了官渡之战和柳城远征时两次偷袭许昌的大好时机，而且偏袒小老婆的儿子，疏远嫡长子刘琦，为日后的基业丧失埋下伏笔。

　　虽然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后来的《三国演义》基本也是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刘表的，但是，作为“跨蹈汉南”的一方诸侯，刘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却不能简单地用这样一句八字口诀来概括。

　　一

作为汉室宗亲，刘表自年轻时代就与众不同。他不仅“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而且和同郡的张俭等名士被并称为“八俊”，后来因被牵扯进党锢之祸，一度作为朝廷的通缉犯到处逃亡。直到赦免令下达，他才得以恢复身份，并进入大将军何进的幕府。

　　刘表命运的转机出现在汉末秩序崩溃时。在董卓之乱引发的关东大叛乱中，固有的文官体系被形形色色的军阀武力瓦解，荆州地区也不例外。孙坚打的旗帜是勤王，干的却是制造无政府社会的事。他先杀荆州刺史，又杀南阳太守，导致荆州大面积动乱。一些有野心的地方豪强纷纷搞起武装割据，外部军阀也趁机侵入。一时间，“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 历史

　　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既无军事力量,又缺乏地方支持的刘表被任命为新的荆州刺史。在普通人视为畏途的地方，刘表却坦然地出任了这个空降刺史。由于袁术的阻挠，他连治所襄阳都无法进入，但刘表并未气馁，而是单骑赴任，先入宜城。此举麻痹了地方豪强，也暂时避免了和袁术等人摊牌。之后，刘表又利用地方大族之间的矛盾，拉一批、打一批、孤立一批，最终借助蔡、蒯两家的协助，先诱杀了15名割据头目，收编其军队，然后招降了襄阳城中的贼寇张虎、陈生。各地的地方官慑于这一连串的惊人举措，纷纷自动解职，挂印离去。

　　至此，刘表以闪电般的速度恢复了荆州的秩序，但他所能控制的仍只是一些孤立的大城市。在长江以南地区，刘表的控制力依然很弱，淮南袁术以及他支持下的孙坚还在不断进犯。

　　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格局，刘表一方面坚决抵制袁术和孙坚的入侵，并在一次伏击中成功狙杀孙坚本人；另一方面大力倡导文教，吸引大批避难名士家族性、集团性地移居荆州。这些措施既巩固了地方稳定，提高了刘表的声望，又推动了地区复兴，促进了文教与经济的发展。《后汉书》特别提到，在刘表到任之前，“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正是由于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才使得“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河南、山东乃至远在关西的“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表对他们照顾有加，不仅解决生活问题，而且“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收到了很好的治理效果。

历史

　　在巩固江汉、吸纳名士的同时，刘表开始稳步向江南扩张。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长沙太守张羡父子。直到张羡病死，战事才有了转机。刘表抓住机会彻底平定了张氏集团，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他的控制范围。

　　此时的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势力达到了顶峰。以此而言，不能说刘表没有扩张的雄心，也不能说他没有扩张的能力。至于日后刘表何以满足于自守而不再扩张，则是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的。

　　初期扩张的胜利并不能掩盖其根本的内部缺陷。刘表毕竟是一个空降刺史，而荆襄地区的地方豪族势力又实在太过强大，无论刘表如何施展纵横之术，也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只能采取选择性使用的方针。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集团和名将班底，这构成了刘表统治的一大严重缺陷。

　　历史上，刘表的两个儿子实为一母所生，二人命运的变化在于娶了不同的媳妇。次子刘琮因为娶了刘表后妻蔡氏的侄女，从而成为蔡氏家族刻意控制的对象，而刘琮也很顺从，这样一来，长子刘琦就被孤立了。刘表虽然觉得刘琦更像自己，但在强大的妻族面前，不得不刻意压制对刘琦的喜爱，其郁闷可想而知。

　　而这个内忧又被外患加强了。从军事地理的视角来看，不难发现，地处江汉之间的刘表集团处在一个近乎四战之地的环境之中。其西面的三峡构成了唯一的有效屏障，相应地，当时的四川刘璋集团不仅与他同宗，而且满足于划地自守，故而这一面长期是安全的。但剩余三面则全都缺乏有效的地理屏障，其中，除了南面由于自张羡之后就再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而相对安全外，北面与东面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军事压力：东面，刘表面对的是有杀父之仇且扩张性极强的江东孙氏集团，双方战火频发，荆州军胜少败多；北面则面临曹操日趋强大的压力。

　　如果将扩张视为常态，晚年的刘表确实是殊少作为。但考虑到荆州地区的复杂性和不利的地理位置，刘表能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北拒曹操东抗孙吴达13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简单的成绩。

　　二

有了这个背景，再看刘表的“多谋少决”，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观感。

　　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就指出刘表至少犯下两次战略性决策失误。其一是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时，未能趁机在背后捅曹操一刀；其二是建安十二年曹操远征柳城时，刘表再次无所作为。可是，刘表当时处在一个两线作战，又缺少自己的嫡系军事班底的困境中。对于这个困境，刘表的对策是在东线以黄祖守江夏郡，与孙氏集团进行消耗性对峙；在北线借助南阳张绣的势力，奉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

　　可在官渡大战前夕，张绣在谋士贾诩的劝说下，忽然倒戈投降了曹操，使刘表一方阵脚大乱，不仅难以有效配合袁绍夹击曹操，反而被迫将北部防线的前沿从南阳收缩到新野。直到官渡之战结束，刘表集团才走出危机。

　　官渡之战后，刘备势穷来投。对于这位同宗的军政强人，刘表虽然忌惮但也好像抓到了新的依赖，立即委任刘备驻防新野，成为荆州集团新的北门柱石。守备新野期间，刘备巧用火攻，以少胜多，打败了夏侯?的入侵，一举确立了他在荆州的影响力。此外，刘备礼贤下士也迅速得到了荆襄地区名士集团的认可。

　　所有这些当然都无法逃过刘表的注意，他不能不担忧刘备势力过度膨胀的后果。所以，当曹操远征柳城，刘备力主趁机袭取许昌时，刘表才会拒绝行动，因为他怀疑这个行动本身的可行性。这种怀疑不仅来自曹操对后路的安排，更来自刘表对孙权集团黄雀在后的担忧。就在建安十一年，东吴大将周瑜攻破麻、保二屯，不仅将之永久占领，而且尽得江夏郡的江南之地。第二年，也就是曹操远征柳城的同时，孙权亲自率军西征，只是由于其母突然病故才中途撤军，但仍大掠民众而还。如果刘表大举进攻许昌，难保孙权不会卷土重来。正是这个两线作战的困局，锁住了刘表的手脚。至于事后，刘表对刘备“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的感叹，更多的是一种对刘备的安抚之言。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孙权确实是一大严重威胁。 历史

　　就在刘表依靠刘备集团刚刚稳固住北部防线时，东线却出了大问题。孙权再次派出周瑜西征，攻克江夏，斩杀了黄祖，使得刘表一度不惜放弃北大门，也要调刘备部东进增援。好在孙权主动放弃江夏后撤，才使危机缓和下来。刘表的善后之策是命刘琦出镇夏口，同时让刘备从新野后撤樊城。

　　这个决策的奥妙在于：樊城在汉水北岸，而夏口在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二者虽然一在北一在东，但有了汉水这个交通线，再加上强大的荆州水师，就联成了一个整体，无论哪一方出现危机，另一方都可以快速增援，对来犯之敌实现逐个击破。

　　刘表刚完成新的部署，更大的危机就袭来了—曹操要全力南征，这可以说是刘表自到达荆州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外患。但刘表却无法亲眼见其后果了，因为就在曹操南下的前夕，刘表死了。不过故事却远未结束，一出大戏才刚刚开幕。

　　从表面上看，大浪来袭之际，刘表死得太不是时候。可是，换个角度，又可以说死得正是时候。如前所述，荆州集团最大的困扰就是两线作战，必须彻底解决一方的威胁，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并继续扩张。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曹操过于强大，刘表和孙权理应合作。但是，杀父之仇阻挠了双方的和解，而刘表的死却解开了这个难题。

　　在得到刘表的死讯后，孙权派出重臣鲁肃前往吊唁。可惜，鲁肃尚在途中，就听到了荆州全面降曹的惊人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