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哲(?—1628)，字中涵，德清人（今浙江德清县）。出生年份说法很多，比较有说服力的一说是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生日是农历八月十二。

历史以为明之亡，始基于神宗，从哲实为罪首。

隶籍锦衣卫，家京师。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庶吉士，官国子监祭酒。四十一年，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叶向高去职，独居相位7年，性懦弱，不能任大事。虽多上疏言事，实将顺帝意，无所匡正。亲近小人，贬斥东林，殃及乡村文人。 历史

时逢鲁、晋、豫、赣等地相继告灾，所有奏疏均扣压不发，招致一片怨言。时逢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地相继告灾，方从哲把所有奏疏均扣压不发，招致一片怨言，且有大臣弹劾他尸位素餐、毫不作为。

明神宗不理朝政，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也都极少过问。

万历十一年（1583）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

到万历四十年（1612），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二月的一天早晨，大臣入朝，见有一百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卷跪地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因为“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有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对此，方从哲自然是问问而已，更无下文。

四十六年四月，清兵攻克抚顺，朝廷震惊。越数月，又昏湎如故，以纵子妄杀无辜和“佐理无效”两次遭御史弹劾，自知朝臣离心，卧床40余日，内阁无人处理日常事务。神宗百般抚慰，方复起视事。次年二月，明廷派杨镐、赵兴邦率军抗击清兵，大败。礼部主事夏嘉遇两次上疏，认为赵兴邦和方从哲应负兵败之责。此后，御史张新诏、萧毅中、刘蔚、左光斗等交相弹奏。一时，倒方呼声甚高，然神宗仍置之不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1616年在新宾境内赫图阿拉城(今新宾老城)称汗，建立金政权(史称后金)。1618年后金发布"七大恨"檄文，公开对明宣战。同年进击抚顺城，明守将李永芳投降，努尔哈赤轻取抚顺。 历史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死。泰昌元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即位。这样，方从哲开始了辅佐第二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明光宗朱常洛早年纵情酒色，身体空墟不堪。八月初十，光宗已感不适，召御医诊治。到十四日，内侍崔文升进泻药去火，光宗服用后，一昼夜泻了三四十次，病情恶化。于是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等要求首辅方从哲查办崔文升，督察御医慎重下药，方从哲一一照办。鸿胪寺丞李可灼本无医术，但不知从何处找到一个偏方，说可以医治皇帝龙体。第一次进药时，方从哲拒绝，但李可灼仍通过宦官把这件事告诉了光宗。

二十九日，光宗觉得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便向众臣交代遗言。之后，把方从哲单独留下，问道：“鸿胪寺进药的人在哪里？”方从哲说鸿胪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但“臣等不信，没让他进药”。光宗坚持要李氏进药，大臣们不放心，正在犹豫之际，光宗坚持服下了第一粒。服下以后，光宗感觉良好，并连赞李可灼是忠臣。但第二粒服下后，病情逆转，到第二天清晨就归天了。由于让光宗致命的是红色药丸，所以此案称为“红丸”案。庆陵是明朝第14位皇帝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王氏、刘氏的合葬陵墓。光宗在位仅仅２９天，是明代享国最短的一个皇帝。

熹宗继位后，朝臣纷纷弹劾李可灼，并数方从哲庇李之罪。给事中惠世扬列从哲“十罪”、“三可杀”。天启二年(1622)，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红丸”案，指斥从哲为弑逆不道。熹宗慑于公论，方罢从哲官，升中极殿大学士，遣行人护归。

三年后，宦官魏忠贤擅权，为“红丸”等事翻案。阉党徐大化也请从哲再度执政。从哲自知逆于公论，居家不出。崇祯元年卒，卒后赠太傅，谥文端。

早年经历 历史

出仕前的早年经历已不可考。从哲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名列二甲。在翰林院任编修时文笔突出，多篇文章被首辅王锡爵收入文选，以为模范。讲学东宫，曾多次上书神宗，维护太子（后之光宗）的地位（后来那些说从哲是郑贵妃党的谣言可以休也）。转从四品朝列大夫，为国子监的司业、祭酒，又上书神宗，请求不要再开矿收税（东林与浙党都希望如此）。不久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田义让做监生的侄子走后门当官，被从哲拒绝，就放话要整从哲（“若不爱官耶”），于是从哲辞职在家闲居。

历史

注：从以上经历看，以《天雨花》为代表的作品中对于从哲的攻击，一条也不能成立。

在家十多年，从哲交游很广，声望日隆。东林老前辈叶向高很看重他，先后举荐他续修玉牒、出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但从哲未就。

万历四十一年按例举行会试。但此时朝政日非，缺官严重，竟然找不到能充当主考的人。于是叶向高又举荐在家的方从哲出任礼部右侍郎，权副主考官。叶四次上书，神宗仍不决。但关键时刻，他又突然下中旨，委任从哲为吏部左侍郎，辅佐叶向高主考会试。

结果因为中旨与吏部的会推结果不合，引起言官们反对。从哲于是告退，但是神宗坚决这样任命。

从哲居家十五年，一出山就引起风波，预告了他之后艰难的首辅之旅。

出任首辅 历史

当时内阁叶向高也是一人独相，他上书75次要求增补阁臣，都如泥牛入海。然而方从哲出山后，神宗似乎找到了理想人选，于是下令立即增补。同年九月，下令从哲与前礼部左侍郎吴道南同加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为相。吴道南暂时未入京，因此由方、叶二人辅政。

方从哲虽然多年在野，但他因为秉公直谏，敢于对抗宦官，且与朝廷当时的党争牵连较小，在当时声望很高。

然而由于党争、缺员和阁权的不确定性，当时的朝政已今非昔比，不像前任们那么容易处理了。大明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

次年，叶向高由于老病，请求归家。当时舆论多归于东林人物沈鲤。方从哲于是也投桃报李，追随大流，请求让沈入阁为首相。然而神宗不纳。

于是方从哲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成为了大明首辅，接过叶向高的班，一人独相。

其间吴道南于万历四十三年终于到京赴任，入参机务，然而旋即在四十五年因为前一年他主持会试时发生的科场舞弊案而自请辞职而去。因此，方从哲在整个万历后期基本上是一人独相，勉强维持国家的运转。

忠谏无果

方从哲上任后，也颇想奋发有为。他多次上书言事，希望匡正朝廷。然而由于神宗无为，他的相权又大不如夏言-张居正时代的首辅们，他的努力终于归于失败。不过他始终为万历帝所信任，未尝因为能言极谏而被斥。

当时建州尚未崛起，大明面临以下三大问题：

一、地方饥荒。 历史

由于小冰河时期开始，地方多处灾荒。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大明又开始出现下层骚动。

二、百官缺员。

万历期间，百官缺员。而众多进士等候补官员则屡候不补，形成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历史

叶向高去国后，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候补官员期待真除，却求之不得，故向高叹曰：「官既困于无凭，地方又困于无官，政体之亏莫此为甚。」

三、榷税之政。 历史

当时国家不开矿、不?税，似乎已经无力维持财政运转（万历25年到万历34年间，每年上缴矿税收获就平均有白银50万两、黄金13000两）。而且这种工商业税收自然有其正当性（以前对商人几乎无正税）。

但是这种绝对主义统治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利益的分享要求，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始积累（虽然当时无人认识到这一点），自然引发大商人阶层（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同时也往往兼是大地主）和代表他们利益的许多官僚的激烈反弹。加上监税太监又扰民甚厉。此事已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东林的重要资助者有通州商人（李三才的背后）和苏南工场主，于是借“天人感应”之说强烈反对榷税和矿税。

而浙党虽然也有反对的动机，但出于自身是执政党，需要稳定国家财政的考量，实际上是采取一种希望改革与妥协的态度。

方从哲当时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所应对。 历史

以第一个问题为例子，他拟订了三个解决办法。

（1）发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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