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为马屁精叫屈而为才子鸣冤。解缙并非在官场上一窍不通的书生,他的拍马之术也是出了名的,靠拍马诗词赢得朱元璋朱棣这一对暴君父子的欣赏,能说他是不识时务吗?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才子把大把时间和精力才华用在在拍马屁上,还是免不了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真正涉及国家大事和未来政权继承的问题上,你若表现了不应有的才华和独到见解,也终将被主子不容所毁灭。直接导致解缙落马的有两件事,这两件事,都跟解缙的高调作风有关。一是“泄禁中语”。即将国家机密大事随便说给别人。二是“廷试读卷不公”。就是说解缙主持两次会试,判卷不公,选拔的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本乡本土的江西人。这两件严重政治过失,都是解缙的政敌??他所冒犯的“太子漏子”朱高煦举报的。依解缙的高调放旷的行事风格,谨慎二字不在他的字典中,这两件举报未必空穴来风。只不过政敌要夸大其词,借题发挥。关键是朱棣的态度,他不是个没主见的皇帝,为什么听信了“谗言”呢?须知,在暴君眼里,任何人不是他的宠物,就是他的棍子,当他对骄傲的宠物已经厌烦时,那么就要用棍子打打宠物的威风了。朱棣采信解缙政敌的举报,不排除是对高调的才子“杀威”考虑。然而这两件事即便属实也是过错不属罪行,朱棣只能将解缙降职使用。但对才子嫉恨何止一个“太子漏子”,解缙口无遮拦,得罪的同僚多矣,“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是解缙对官场那些用庸才的著名挖苦和讽刺。对同僚大臣十有八九,他如实品评。说某人诞而附势,虽有才而行不端;某人可算君子,却短于才华;某人有德望,但不疏远小人。然而这些被他藐视的人,恰恰是一二品大员。他们听到解缙的评论,怎能不反感甚至嫉恨?此刻,没有一人伸出援手,而纷纷落井下石。在才子没有受宠的时候,这些同僚敢怒不敢言,而在才子失宠的时候,就都变成了一把把利器。解缙的路越来越窄了。然而,由中央大员变为地位官员(大学士谪“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解缙,对日后重新启用仍抱有幻想。于是,“不思悔改”的依逞高调,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最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当朝皇帝朱棣命他进京汇报工作,他到京时朱棣却出去远征漠北不在京城,被晾久了许久的解缙“临场发挥”,就直接去了太子府邸,朝见正在留守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汇报工作。按照“组织程序”,一般大员这样做也无可厚非。然而,一个因参与皇帝家事而失宠的非常官员,这种事,于公可以,于私则是犯了大忌。他忘了其实唯一的领导应该是当朝皇帝,而非明天的皇帝??太子。老领导最忌讳喜新厌旧的属下,投靠新领导的人在老领导眼里罪不容诛。正好“太子漏子”朱高煦一直盯着政敌呢,于是“私觐太子”、“无人臣礼”便成为才子的死罪,朱棣把解缙扔进大牢那一刻,已经厌烦昔日宠物到了极点。最后查房时对牢头说出那句“缙犹在耶”的暗语,宣判了才子的死刑??才子被牢头灌醉,受冻而死。后世在解缙之死这件惨案上,指责陷害才子的一系列小人。其实,真正要杀且能杀解缙者,唯明成祖朱棣一人。没有他的暗示,谁敢动这位昔日恃才放旷者一根汗毛?而朱棣之所以要杀解缙,首先是他极为不满降不下重心的高调奴才,最重要的,是不想看到,自己百年之后,这个才子被大儿子启用重受新欢的得意。在杀害才子的朱棣眼里,所谓才子只配做做拍马诗歌,顶多编编书斋里的玩意,对才子的宠爱,与倡优何异?大明才子解缙自命不凡,不了解自己在主子心中的地位与真实处境。他就一个“三陪文人”的角色,他的才艺表演已被严格限制范围:歌功颂德,插科打诨。倡优能干的,他可以干;国家权臣能干的,他绝对不可以干。在解缙遇害的时候,太子朱高炽在干什么?袖手旁观!纵然你拼命挺他,但他为避免引火烧身,还是选择了隔岸观火。朱高炽是一位仁君(明仁宗),可仁君最大的问题是仁慈背后的软弱。他会为了才子牺牲自己吗,不,哪怕是损伤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也不愿意。因为在任何君主的心目中,金身与奴身不可比。解缙死后十年,他所力挺的朱高炽终于熬成了皇帝,解缙一案“平反昭雪”。然而对一个已经“冻死十年”的才子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解缙不能复生,高调的才子在朝堂上依然重复着被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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