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e# 明代四通八达的交通，使商品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例如，以北京为中心修建了六条交通干线。它们分别是：京辽线(北京通州到辽宁沈阳、开原)、保成线(河北保定到四川成都)、保桂线(河北保定到广西桂林)、郑昆线(河南郑州到云南昆明)、德广线(山东德州到广东广州)、德福线(山东德州到福建福州)，而以南京为中心同样修建了六条交通干线。 交通干线将整个中国连在了一起，而水路交通的发展同样不容小觑。自朱元璋统一中国之后，便大力开河、修整河道，特别是对京杭大运河的利用更是被认为是历代最充分的。在公路、水路交通大发展下，中国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统治者希望借着专卖这一形式垄断利益，由此便迫使各种走私现象大范围出现。当朱元璋铁腕父子相继去世后，明代皇帝们面对走私更是手足无措，从而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在流失中，老晋商、徽商、粤商等相继崛起。可它们的出现非但没有使走私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化。 因为历史上投资渠道较少，诸如股票、期货、重工业等投资方向都没有，因此，盐茶丝绸等商品走私便成为首选。可以说，明代发达的交通使它成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同时，又埋下了日后落败的隐患。成也交通，败也交通！对于交通建设，朱元璋可谓是不遗余力，还发生过一个为了修路而杀开国功臣的故事。 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奢香修路 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南京金銮殿上，朱元璋看着跪在地上的一个彝族女子。此女年纪不大，不到30岁，长得秀丽端庄，儒雅中透着一股倔强。她就是著名的彝族女首领奢香夫人。她14岁(1375年)嫁给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霭翠病逝，奢香代其幼子袭贵州省宣慰使职。 朱元璋看着她，笑道：“奢香夫人此来，难道就是为了告马晔吗？” 奢香夫人回道：“大明皇帝万岁！臣自洪武十四年袭宣慰使以来，领兵协助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剿灭段氏及蒙元残余，统一云南。我族人愿为万岁效犬马之劳，万岁对我等也洪恩备至。万不想都指挥使马晔竟对我裸衣笞打。汉人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马晔如此侮辱我，我等族人决不答应。我与宣慰同知刘淑贞皆为女子，似这等侮辱是问汉族女子该如何？” 朱元璋面带杀机：“马晔如此害我，我决不轻饶！” 奢香夫人闻听，喜极而泣：“万岁皇恩浩荡！” 朱元璋听罢，微微一笑：“奢香夫人，我一定为你做主，以‘开边衅，擅辱命妇’的罪名捉拿他。但马晔也是朝中大臣，今我抓他为你申冤，尔有何报之？” 奢香夫人闻听，思考了很久，回答道：“万岁自登基以来，广开道路，以便世人通行。今我皇如此天恩，我必带族人将贵州修得四通八达，与内地交通自此无碍。” 朱元璋闻听霍然站起，朗声笑道：“奢香夫人此举于国有大功，休说一个马晔，就是十个，我也杀得！” 事后，马皇后又在御花园款待奢香夫人。临走前，奢香夫人又获得了大量的金银、丝织品、香料等赏赐。 一百多年后的某一天，有一位正值壮年的书生，走在茂密的山林中，踏着乱石与枯草，并且时不时地捂着屁股。此人身材高挑，用今天的尺子一量，大概得有一米八，瘦削的长方脸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两腮深凹，两条细长的眉毛显得有些女性化，红红的薄薄的嘴唇包裹着两排洁白的牙齿，高高的鼻梁上是一双凤眼，显示出此人必是睿智之人。 此人一边走，一边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说罢，长叹一声：“唉，想我已经七天没刷牙(中国式牙膏牙刷产生于宋代)了！终于到了，这贵州龙场好难走呀！” 这位爱干净的人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后人称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可是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最著名的大学子。今天，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大哲学家。然而，如果没有一百四十多年前一位叫奢香的女人，恐怕他从北京来贵州的路将更加难走。 奢香回到贵州后，便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先后开辟了两条驿道，打通了贵州通往云南、四川、湖南的交通干线。朱元璋为此大呼：“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 奢香开辟的道路人们称为“龙场九驿”，长达五百六十多公里。在当时，龙场九驿有两条主干路：一条由贵阳东北的水东经威宁到云南昭通，另外一条由贵阳向北经修文到云南西谷里、西城关、大渡河、归化再到毕节。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38岁的奢香夫人病逝，朱元璋派特使前往参加葬礼，加谥号为“大明顺德夫人”。 由朱元璋对奢香夫人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对交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的第22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将南京公馆改为“会同馆”，在全国各地设立水马驿站、邮局(递运所)、快递局(急递铺)。 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为“驿”。每攻占一个地方，朱元璋便要求工兵队伍迅速修路修建驿站。这其中，既有军事原因，更有对日后经济建设的考虑。 明朝的道路宽十丈，每六十里设置一个驿站，供传递公文、信件的人和马匹休息，甚至还经常派高级官员专门去修路，先后“遣凤翔侯张龙等往云南置驿传”，“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命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连云栈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沿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 在边疆地区，朱元璋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修建，例如，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立了大宁都司，在辖境内修了四条主要交通干线，其中一条由北京丰台途经顺义驿、密云驿、石匣驿(今密云东北)、古北口、青松驿(今河北滦平)，至兴州中屯卫(今河北承德市西滦河)。 朱元璋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对交通非常重视。例如永乐皇帝不但继续增加关内道路设施，对关外也非常重视。永乐七年(1409年)在黑龙江地区建立奴儿干都司，修建驿站45处，在黑龙江、吉林地区共修建了六条主要交通干线。 到了明代中后期，陆路交通已经极为发达。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北京为中心修建的六条交通干线外，南京作为陪都，交通也非常发达。例如宁京线(由南京经徐州、济宁、德州到北京)、宁太线(由南京经烽烟、苏州、归德、开封到太原)、宁西线(南京到西安)等。 北京和南京的交通干线往往合并在一处，例如宁西线和保成线的交合。宁西线，由南京经开封、郑州、陕州、华州到西安，保成线由河北保定经正定、邢台、安阳、汲县、泌阳、洛阳、三门峡、华县、西安、岐山、宝鸡、勉县西老城、广元、阆中县东、三台到成都。 省会城市间直达的一级公路至少有两条，省间的二级公路至少有四条。例如，北京到北直隶各府：A。经通州、三河、玉田、丰润、永平府(今卢龙县一带)、山海关通关外；B。经良乡、涿州、安肃(今河北徐水)、保定府、庆都、新乐(今新乐东北)、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栾城、赵州(今赵县)、内丘、顺德府、沙河(今南和县)、邯郸入山西；C。经良乡、涿州、新城(今新城县东南)、任丘、河间府、献县、阜城、景州，至山东德州；D。经顺德府、广平府、肥乡、大名，至山东观县、临清。 交通发达之后，商品流通更加方便快捷，由此带动了城市发展。在各个交通干线上兴起了一大批交通中心城市，而这些城市因为商品、人员的增多，其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例如，天津、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广州、西安、襄阳、重庆、成都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明帝国对于海南岛的道路建设。明代整个海南岛没有开通主要交通干线的地区不过二百里而已，这对于五百多年前的明朝来说着实不易。 在陆路交通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水路交通也逐渐发达起来。明政府对于京杭大运河的利用，被后世认为是利用得最好的，交通的发达极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加快了资金流动，为明代商业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封建社会利用得最好的大运河 class='page'>上一页1
倒霉的隋炀帝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倒霉的一个帝王，他并非昏君。可不幸的是，他的姨父和姨兄弟们夺了他的江山。更不幸的是，他的姨表弟李世民却是公认的明君，明君的对立面不是昏君又是什么呢？其实，隋炀帝对于中国历史有两大贡献：一是对抗北方民族取得了巨大胜利，二是为了沟通南北经济修筑了京杭大运河。他的问题是好大喜功，不注意百姓的承受力，造成了民不聊生，一直到今天隋炀帝还在被人咒骂，就如下面这段说唱所表现的。 手挑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无道昏王要下扬州。这昏王，水路旱路他不走，在这平地挖了一道沟。河里头没有水，这船儿没有法儿走。文官拉纤他不用，武官拉纤他不准。传下了圣旨：挑选黎民下了河沟。挑下了十五六岁的桃花女，十八九岁的大学究。男女对面拉一处啊。昏王就把这宝箭抽，箭射龙绳分了左右，姑娘小子儿摔了跟头。男女对面摔一处啊，又是恨来又是羞。将船拉到了扬州去呀，昏王他临死时变成了牛。这老牛老马刀下死，大块肉来它上了秤头。 扒下了牛皮蒙大鼓，一挂挂在了钟鼓楼。万岁皇爷心欢喜，封他一个是定国的侯儿。剩下的骨头没有用处啊，赌博场里色子投。仨一群俩一伙，围着色盆内呢乐悠悠。这个叫三那个嚷六，三也不成六也不就。你咋这么贱骨头！ 这个京东大鼓段子叫做《隋炀帝下扬州》。可以说，隋炀帝的过很大，但功也非常大，将他与桀纣放在一起，实在与历史真实不符。之所以为其鸣冤，就在于他开凿了大运河，使中国的水路交通为之大变，一千三四百年来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水路交通不比陆路交通，它被大规模建造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水路交通受地形影响很大。因此，凡是水多的地方水路交通自然发达。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居功至伟。而整个封建社会，明朝对于京杭大运河的治理是最好的。 京杭大运河并非一次性修成。春秋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从今扬州市到淮安市)，将长江和淮河贯通，战国时期的梁惠成王于公元前360年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沟通黄河和济水)，魏惠王又于公元前360年开凿了鸿沟(沟通了黄河和淮河)。 到了隋炀帝时期，京杭大运河开始被大规模地开凿。隋大业元年(605年)朝廷动员了百万民众开凿了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并且改造了邗沟和江南运河的诸多河道。大业三年(608年)又开凿永济渠，将运河连接到了今天的北京市宣武门、和平门一带。自此，才有了京杭大运河一说，据说全长2400公里。 到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山东运河)，起自东平，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二百五十多里，建闸门31道，共用民工二百五十多万人。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郭守敬的建议下，忽必烈再次动用二百八十多万人，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长一百六十多里。 这样，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连接起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济水六大水系。自此，京杭大运河被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称通惠河，长82公里；通州到天津称北运河，长186公里；天津到山东临清称南运河，长400公里；临清到山东枣庄市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500公里；台儿庄到淮安称中运河，长186公里；淮安到瓜洲称里运河，长约180公里；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长约330公里。 明代的大运河主要用于运粮，也促进了商业活动，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运河的兴衰影响着沿岸城市的命运。例如，淮安在古代无论是经济、军事、政治，还是文化都曾经非常发达，但随着运河的衰落，淮安也失去了往日的兴盛。 大运河不但对经济非常重要，对国家安全同样非常重要，每年从运河运往北方九边、灾区、国有粮库、市面的粮食就在千万石以上。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为354万石，宣德六年(1431年)为549万石，正统元年(1436年)为450万石……上述数字仅仅是稻米的数量，其他粮食，如粟米豆麦等尚未统计。 水路交通的发达，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交通好了，人们就会愿意外出进行商品交换，这样，对于货币的需求就越来越大；交通的建设又带动了房地产、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政府为此就要提高货币供应量，然而中国是贫银国，大量的货币就需要借助海外贸易从外部引入。海外贸易引起大量货币的进入进出，不可能不被政府重视。因此，商业税的征收逐渐受到权力阶层的关注。但是，明中央政府的商业税收却在整个税收体系的比重一直不高。明代农业税和盐税几乎占到80%以上，商业税始终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兴隆是有目共睹的，按理说商业税的比重应该比较高，但为什么这么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明代九成的商业税进了谁的口袋 陆二烧灯草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有个叫陆二的人见街坊有人因为经商致富，便决定利用家乡的资源去A处卖灯草(即灯芯的原料)，他雇了一艘船把灯草放到船上直奔A处而去。 “陆老板，前边有个收费站！”船老大的声音传来。“这么快呀，到收费站了！”“不是，七天前刚设的！听说是知府刘大人设的。”“哦，交吧。” 陆二并没有当回事儿，命手下人出面交税。他懂法，税率是三十税一。船上的草价值8两银子，交税二钱六，再加上各种费用四五钱银子够了。随后，陆二便叫小伙计陆炳拿了壶酒，端上一盘牛肉准备小酌一番。酒刚斟上，船老大走了进来，“陆爷，税款交了。”“船老大，来来来，坐下，咱们喝口！”船老大笑了笑，也坐在了船舱内。 二人举杯欲饮，就听船夫高喊“收费站到了，交税！”陆二一愣，“船老大，怎么又到收费站了？”“哦，对了对了，这是王知县设的收费站。”“哦，陆炳，你去交吧。我跟船老大喝酒。”二人对视而笑，“唉，这年头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边儿，他就能收税！”“是呀，是呀。来来，咱们喝一口！”二人一饮而尽。 陆二手中的酒盅还未放下，就听船夫嚷道：“收费站到了，交税！”“啊！”陆二脸色一变，“船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儿呀！”“这是京城回家休养的赵公公设的收费站，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不敢惹呀，交税吧！”陆二阴沉着脸，从包袱中取出四钱银子交给了船老大。船老大起身出去，不一会儿回到船舱二人继续饮酒。 你一言，我一语，家长里短话不尽。就在这时，一人高呼“交税！”陆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这咋又到收费站了呀！”“你不知道，这是前边正规收费站临时增设的临时收费站。”“临时多久了？”“好像临时了七八年了吧。你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不知道！”“这、这，唉，没办法，交吧！” 陆二和船老大就这样一边吃一边交税，结果一百多里的水路有十来处收费站，陆二为此交了足有四两银子。陆二的心拔凉拔凉的。这船灯草价值八两，收税四两，买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销也有四两。这家伙，自己这次买卖不要说赚钱了，不赔已经阿弥陀佛了。 陆二端着酒杯的手在颤抖，他的心在滴血。这时，又听有人高声喊“收费！”陆二哎呀一声，手中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这可如何是好啊？赔了，赔了！”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际，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喂喂，陆老板，咋了？不是收费站到了，是‘首飞山’到了！您上岸休息休息吧。” “啊？‘首飞山’，我呸，怎么和收费站谐音呀。”陆二和船老大、陆炳等人上了岸。此刻，陆二再一看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只更少了，他不禁问道：“船老大，前往A处还有多少个收费站呀！”“陆老板，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收费站天天都在增，刚才经过的那个收费站，上次我路过的时候还没有呢。保守估计还有十处吧！”“啊！”陆二一听，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沉思良久之后，陆二颤抖着说：“陆炳，你去把船上的灯草全都放到岸上来！”“为啥？”船老大和陆炳都非常好奇。“烧了吧！”“烧了？咱们辛辛苦苦的……”“别说了，你们想想，前后二十多处收费站，光收费站就要去了我们八两多银子，除去往返船费、吃住、买草的钱，如果我们再继续走，那可就赔大了。如果想不赔就得把这船灯草的价格提高到20两，而A处的价格是八两，你们说我们能卖得出去吗？总而言之都是赔呀，倒不如烧了它，我和陆炳从陆路走回去。这样的话，也许就只赔个一两。唉，早知买卖这样，我就不做了！” class='page'>2
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辉，在他的《金陵琐事》中记载下陆二的故事。今人恐怕很难明了明朝后期贪官污吏对小商人的压榨有多么严重。万历年间，是明代商业受到压制比较严重的时期。即使如此，因为前后皇帝们或无所作为或治国有方，商业并没有因此衰落，仍然螺旋式上升着。明朝后期中国商业的发达的主要表现为：东南沿海发达的走私经济和海盗经济、边关的贸易、盐茶产区的走私经济、江南丝织棉贸易、京杭大运河沿线贸易。 然而，这些地区也是受盘剥比较重的地区。例如，京杭大运河除了运军粮和政府摊派的粮食之外，商业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运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商税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货物税(商税，针对货物征收)。洪武年间除了农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缴税外，其他都需要缴税。收税额度是商品售价的三十分之一。税收收缴是除北京、南京、凤阳这个三个都城外，当时的一线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税收人员负责，二线城市以下则归各省负责。地方商税是小部分上缴国库，大部分留做地方财政支出。 第二类是船钞(通行税，针对交通工具征税，户部征收)。1423年明政府开征船钞，之前则征收通行税。明政府在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济宁、济宁到临清、临清到通州这五段，对运载能力在100石的船只，每过一段行程征收税款100贯钞(折银1.25两)。收税站设在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九江、杭州、浒墅关。征收船钞后，除了临清外，其他大部地区都不再征收通行税。 第三类是抽分(特别商品税，工部征收)，即对木料、竹子、麻、桐油、铁、煤、木炭、钉子、铜线等制造船只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进行征税。收税站一般在北京、南京、淮安、正定、兰州、广宁、荆州、太平、芜湖、杭州等地。除了北京有四个收税站外，其他地区都是一个。 第四类是货物堆放许可税(门摊税，对货主征收)：货栈、货摊每三个月缴纳一次许可税，征收方式是由该地行业协会中的头面人物(会长)收缴后交给地方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税收机关人员、征收种类越来越多。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上百名，如果加上相应的保安队伍，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数百人。征税的品种，包括奢侈品(如丝织品、高级瓷器)、进口商品(香料等)、日常用品(草鞋、手绢、西瓜、大葱等我们今天常见的东西)，多达两千种。对这些商品都作了细致的税收规定。例如： 药材每斤、白小碗每十五个，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百文；荔枝、圆眼、冬笋、松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每斤，腊胭脂每两，土粉、土硝、硷、松香、墨煤、麻、肥皂末香槐花、胶枣、鸡头、螃蟹、蛤蜊每十斤，干兔、鸡、鸭每只，白茶盅每六个，甘蔗、藕每十根，竹箸每一百双，竹扫帚每十把，蒲席每领，杂毛小皮每张，毡、帽每个，草鞋每十双，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百七十文。 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不对日常生活用品征税(丧葬用物及舟车丝帛之类免税，又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免税)，到了中后期几乎对所有东西都征税。很显然，税收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很大。再加上明朝施行政府官员低薪制度，特别是吏役没有薪水，这种制度的负面作用比我们今天某些行业的“低底薪高提成”更甚。 由于税收的多少与吏役的收入挂钩，因此，他们在积极征税的同时，必然勒索克扣，甚至对一些战略物资强行征税。明政府不得不在1469年规定：对于执行政府任务的运粮、运物资的漕运军船不得征收船钞。起初，吏役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漕粮等征税，只是对漕运粮船上的船员所带的自备粮草、燃料征税。但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吏役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明政府对吏役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察觉，也数次明文禁止这种行为，然而，基层政府的运作要靠他们，而他们不征税就没有收入来源，那他们的积极性从何而来？所以，最终还是老样子，役吏们仍然无法无天，商业税征收的地点越来越多，直到明朝灭亡。 皇家田庄的宦官们见征税大有甜头，便纷纷私设征税点。为此，1502年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此恶行。 同时，征税时暗中索取、罚款、强迫捐献等事情也屡禁不止。 还有严苛的惩罚偷逃税的措施，例如：税收清单上的商品有一件没有缴纳税款的话，清单上的所有商品都要双倍缴纳。而且征税的随意性也很大，税如何征、哪些该减免完全由征税官员做主。 此外，重复征收严重，例如从河西务到北京这一河段上就有三个收税站。 明中央政府和皇帝本身为了某项事务，也往往强行向商家无端征税，美其名曰“捐献”。例如1465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琛就建议对通州、徐州的船只征收“济漕”费，也就是要求商家无偿帮助官家的漕运。理由就是为了国防建设，“国”好了他们自然就好了。 明政府既然如此大规模、大幅度地征税，那么，税收成绩肯定很好了。然而，从数字上看，商业税并不多，例如1488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4600万贯钞。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003两，因此，折银为13.8万两。 1544年，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5200万贯钞。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005两，因此，折银为26万两。 然而，万不可被假象迷惑。真实的税收则远不止26万两。因为上述征税的弊端，真正进入中央财政的税收不及真实税收的十分之一。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每年光在京杭大运河上运输的棉布价值就高达50万两。而棉布只是十种大宗商品中的一种而已，况且棉布与木材、食盐、粮食等相比，其每年运送的数量要低得多。因此，全年实际上的商品货物价值，估计1000万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保守估计，每年仅货物税就可以征收33万两，比全国的商业税收还要多，即使我们承认十分之一这个数字，那么，其余十分之九的税又跑到了谁的口袋里去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各级、各种权势人物)的税收盘剥外，商人中的官僚商人、与官员联合的巨商富贾和走私者的偷税行为，都是造成税收不能进入政府口袋的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走私经济下许多商人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膨胀，不但使税收出现问题，更使“官斗不过吏，吏受制于商”这种现象成为常态。因为，官一般是外派的，而吏则是当地人，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而吏的收入则需要搜刮民脂民膏，这样商人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吏的“老板”。到后来，商人甚至到了影响地方政局的地步，而这又加强了“白银帝国”的负面因素，从而使晚明亡于商人的证据更加充分了。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个官商斗的案例。 官斗不过商 顾尚书与邹百万的冲突 嘉靖年间，无锡有三大富人，分别是邹望、华麟祥、安号桂。顾尚书荣僖公因为“丁忧”回转家中，一日乘坐官轿正行进在路上。突然，轿子后面一阵惊扰。顾尚书掀开轿帘一看，只见一顶极为华丽的轿子飞快地奔来，后面还跟着一溜这样的轿子，飞快地超越了顾尚书的轿子。顾尚书仔细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轿子里的人全是和尚。 顾尚书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随从忙说：“无锡首富邹望的老母亲死了，听说请了一百多位僧人为她超度，来来往往皆用这种轿子接送。”“啊！好有钱呀！”顾尚书发着感慨回到了家中。刚一进屋，就见管家慌慌张张地迎了上来，“大人呀，咱们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邹百万给扒了。”“什么！”顾尚书勃然大怒，“好你个邹望，人家怕你，我是尚书我可不怕你！拿着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门告他，不把他法办了我这尚书白当了！” 果然，没有多久，邹望就被捉进了大牢。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邹望被抓的那天下午，无锡城里的所有买卖人纷纷罢市要求释放邹望。知府一听连忙放了邹望，商户们这才陆续营业。顾尚书见此情景不禁大怒，知府也知道无法交代，连忙来到尚书大人的家中请罪。 “顾大人，卑职实在是挺不住了呀！这全无锡的商人如果罢市的话，朝廷知道了，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评呀！” class='page'>3
“这邹望就这么大的能耐？”“嗯，是呀。您不知道，无锡有三大富，这三大富平日里交结广泛，就是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都与他交好。自从抓了邹百万之后，那两个大户也给我捎信来，如果不放了他，全无锡所有商人都要罢市罢业。”“这么厉害呀！”“是呀。您还不知道呢，听说他们还发了话，您的家人只要在无锡买东西，无论是蔬菜水果鱼肉布匹，所有商人都不会卖给您！” “胡说！我不信！”顾尚书连忙派家人到无锡街头去买东西，哪成想果然各个商家一听说是顾尚书家的人买东西，无论出多高的价钱也不卖。顾尚书听闻此言，默默无语。这时，门卫拿着一封信来到会客室，“老爷，刚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们家的门口，看信封好像是给您的！”顾尚书接过信来一看，直吓得脸色苍白：“快，速速命衙役捕快来我这里保护我！” “顾大人，并非我不愿帮您。跟您说实话吧，今天来拜访您，您知道我为什么要骑马而来吗？”“不知道。为何？”“您不知道呀，今天衙役轿夫听说是来您这里，纷纷说病了不来呀！”“啊！”顾尚书呆若木鸡，“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看来真是如此呀！我堂堂一尚书今日败矣！” 究其顾尚书失败的原因，乃在于交通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势力的强大。商人强大之后，结合自宋代以后出现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历史事实，便形成了“官斗不过商”的情况。吏是当地人，且工资不由财政支出，全靠盘剥百姓和商人贿赂，自然形成了依赖商人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吏，后期的官与官斗、皇帝与官斗，斗的背后都站着商人。 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曾经对商人势力进行过抑制，但效果并不好。例如，万历年间尽管对商业的剥削比较严重，但明代中后期的商业仍然总体上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万历时期，商人不但已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朝中已经培植了强大的代言人势力。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其实就是皇权与商人势力的斗争。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南明政权时期，商人(更具体地说是官商)已经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级的朝政可以说是在天启、崇祯朝非常明显。但早在嘉靖年间，一些地方政权就已经被商人垄断，地方政府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听命于富商巨贾，无锡邹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明代中后期国内贸易随着交通的发达，以前南北货物难以大规模交换的现状被彻底改变。南方以卖方身份出现在北方市场，主要供应丝织品、瓷器、棉布、木料、纸张、漆器、有色金属、皮革等。北方输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纱线。 商业的高度发达则直接促进了城市发展，例如淮安因为运河而兴盛，它被荷兰大使霍姆在1644年称为“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几年间由小渔村变成大城市一样，明代京杭大运河的繁荣，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为大运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较急，为了行驶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条备用运河，1587年在这条备用运河的某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名叫“夏镇”的地方。而17世纪初，皇帝便派了一名亲戚坐镇此地专管收税。 在万历、崇祯年代，由于水路交通的大发展，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的兴盛，中国逐渐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们是：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州、福州、苏州、上海(当时称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扬州(主要是今天扬州下辖的仪征市，当时称仪真)、芜湖、景德镇。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官与商的合流，最终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虽然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们对于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个时期，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是商人出身。 仅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王家为例。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而王崇古的爷爷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政；在经济上，则靠其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等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因此，官商家族成为明代非常明显的特征，也是商人与官员进行争斗的后台。 商人的势力增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商一体化以及官商斗争上，更体现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经营方向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又是晚明出现社会风气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败明的原因之一。 引领风尚的明代商人 男不男女不女的明末读书人 万历年间的苏州城内，铺户兴旺、买卖兴隆。在各色商铺之中，许多商人、富家子弟、读书人、官员流连其间。举人李乐在书童的几次催促下，终于放下了书本来到大街上散心休息。书童李来一边走一边说：“少爷，今天出来可不能白出来呀，再过几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您可得买些东西呀。龚春瓦瓶现在非常有名，不如买一个吧。”“龚春瓦瓶？什么牌子？” “哎呀，少爷，您真是读书读死了。龚春、时大彬两个人是现在做瓦瓶最好的两个人，他们做的瓦瓶光滑如玉、细腻温润非常好，每个都能卖到二三两呀！” “啊？二三两？要知道二三两银子，那可是农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积攒下来的呀。这么贵重的东西，咱们买它作甚。”李乐一口回绝。李来听罢，沉思一会儿，又道：“那就买个胡四铜炉或赵良璧锡器，一两银子就行。少爷，人家大门大户都买这些东西，咱们如果没有，还不让人家笑话。” “不行不行，我们读书人应该俭朴持家。那些奢侈品给人带来的无非是感官享受，它只能给那些内心空虚的人充门面，像我这样自信的人根本用不着那些东西。” “哼，俭朴现在被人看做是陋习呀。就是那些贫民、农民都买这些东西，咱们能不买？” “啊？”李乐大吃一惊。“现在的人都这么富？” “哪呀，他们买的都是假的，样子一样而已。比如何得之扇面吧，那真的扇面可以用数载，是用宣纸、真竹做的，假的用的只是普通纸、竹篾而已。” “哈哈哈，既然天下人都在买假冒产品，我买了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李乐正在说话间，突然，眼见前方红霞一片。李乐仔细一看，发现这片红霞原来是一大群读书人，他们个个身穿红色、紫色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去郊外游玩。李乐痴呆呆地看着，“这些非男非女的中性人都是什么人？” 李来一看乐了，“这些人是去参加虎丘书会的。” 李乐听罢，只是轻声叹了一口气，“回吧”。整晚李乐都没有睡着，他在辗转反侧间，苦想着：如此下去，世人不知道简朴，全都追逐奢华，仁义礼智信将何处所存。读书人本来应该安守清贫，可如今也追随时尚，唉....。.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李乐擦了擦眼泪，不禁吟出一首诗来，诗曰：昨日到城廓，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李乐是一位传统的儒家子弟，对信仰很执著。然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根本无法阻挡社会潮流。因为商人势力大增，他们开始由顺从风俗，逐渐变为影响甚至引领风潮。明代中后期的商业非常兴隆，商人出售的产品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范围，奢侈品增多，逐渐引领了社会时尚甚至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例如，万历之前制鞋一般都是妇女的工作，万历年间则有了男人从事制鞋业。那时，南京桥夫营的鞋业非常发达。以前的鞋非常笨重，后来出现了比较轻巧的蒲鞋。一位姓史的外地人来到了南京，他用黄草编的鞋非常漂亮，富贵之家争相购买，之后平常人家也买这种鞋穿。 再比如，上海地区原本没有夏天穿的袜子，一年四季都是毛毡袜子，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出现布做的袜子。还有其他一些稀奇事物，直至影响到今天的百姓生活，例如吃河豚等。 商人在给民众带来生活方便的同时，对当时的基础建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商人对于当地建筑业、交通业的投资首先是为了自己经商方便，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例如商人对于商路的开拓，给百姓出行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开辟商道对于经商意义重大。例如，自唐代开始就出走四方的徽商，不断地将食盐、茶叶、木材、布匹、文房四宝等，贩往长江沿岸的安庆、九江等交通口岸，在当地收购桂鱼、生猪、植物油等特产销往徽州山区。在这条商路上，有不少地区当时尚未开发。徽商为此修路、建桥、挖水井等，对当地的生活和经济、文化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们逐渐开辟了数条商路，其中一条就是：由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经祁门、石台向东，经过三县交界的仙寓山榉根岭之后，沿石台边境进入东至县，过了鸡头岭后走设源到排篷的三建桥。由此分道：一路经过大蜈蚣岭走洋湖，向西到东流县，向北从小路嘴、雁汊到安庆或沿江上行至武汉等地；一路经小蜈蚣岭过葛公、高岭、尚合、徐村，到达东至县城，再翻过县城西的梅山通往福建、广东。 与此同时，一些介绍商路的书籍成为商人经商时的必备手册。例如，《明一统路程图记》［明隆庆四年(1570年)休宁县人黄汴撰，又名《图注水陆路程图》，《新刻水陆路程便览》，《士商必要》］，《天下路程图引》［明天启六年(1626年)?漪子编，又名《士商要览》］，《士庶备览》，《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拨锦》，《天下四民三台万用正宗》，《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水陆路程》，《新安原版士商类要》，《士商类要》，《寰宇通衡书》等。 上述这些商路图书，除了为商人带去便利外，更弥补了正史的诸多不足，提供了不少正史没有收录的行程路线图。例如《明一统路程图记》收集水路路线143条，陆路路线100条，除了南北二京至十三省驿路外，又收录了水路路线127条，而且标注了各个驿站之间的距离，非常便于客商使用。 为了便于记忆，这些商路图书还将一些地名编成歌谣。例如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说的是从徽州到杭州的水路里程：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为了让商人能够在目的地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了解当地风俗，更重要的是了解当地的基础建设、物产，从而更有利于经商活动，这些商路图书往往对风土人情、酒店旅馆、治安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记述。凡是商旅外出所需的常识，诸如山川险夷、物产出处、行程风险、水旱码头、牙侩好坏、门摊课税、名胜古迹，乃至轿夫船户是否可靠，沿途食宿是否卫生，皆有记述。 因为海陆交通路线的开辟，明政府又大规模地开发交通工具、构建交通设施、完善交通管制机构，这些直接促进了大规模的商品流动，海上贸易的发展还使得明朝的商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远销到欧洲。 class='page'>4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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