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正如当初基督教刚从犹太教团体中分离出来就要使希腊罗马皈依很难一样，他们现在同样面临着要将教义植入有深厚异教文化积淀且有很高威望与权力的社会有机体中。早期教会的对策是调整自身以适应罗马文化，除了保留教义中最核心的部分外，其余无关紧要环节都可以与罗马社会的文化模式结合甚至被改造。范礼安重提此法，在欧洲天主教世界引起了轰动，他的澳门同仁们却不以为然。由于欧洲路途遥远，传递信件时间太长，他不得不就近寻求印度果阿教长的支持，教长派罗明坚前往澳门。按照范的要求，罗努力学习中国文字与基本礼节，他还跟随葡商队到广东旅行。在他的劝导下，商队成员采用中国式礼节，使中国官员对商队及罗本人有了好感。当他第二次去广东时，广东总督和一些军务官员甚至参加了罗主持的弥撒。这一不小的进展验证了范回归适应策略的正确，罗马方面也给予肯定。罗明坚亲自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为范礼安背书，“如果不是范神父在这里主持工作，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福音事业会发生什么逆转”。随后范礼安在获得上司的许可后将一些固守“葡化”传教方式的会士调离澳门，减少了内部阻力。利玛窦从印度果阿来到澳门后，创造性地落实了范礼安的适应方针。利玛窦学汉语的潜力远在罗明坚之上，而且，在欧洲神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很快发现，中国学问其实最需要的是背诵功夫，没有很强的逻辑联系，使用西方的位置记忆法效果很好。于是，他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赢得了士大夫的尊重与敬佩。为了不让自己在中国显得突兀，他换上了僧服，和本土传教士??和尚保持一致；当发现和尚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不佳后，1594年起他又改穿儒服。西方记忆法让以中科举为荣的士大夫看到了利玛窦的价值所在，他所带来的新奇器物和自然科学书籍也令他们耳目一新，利玛窦由此成了士大夫社交场合争相邀请的座上宾。在学习儒家经典过程中，利玛窦发现孔子思想中与天主教义存在很多道德观念上的契合之处。为了使天主教更易于理解和赢得好感，利玛窦着重演绎教义中类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伦理体系。他假托儒教学者，传播天主教中较少争议的部分。这样一种简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了麻烦，但对实现吸引中国人的目标却有重大意义。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徐一度位极人臣，且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历帝（清军入关后，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这也说明当年“利玛窦规矩”的成功。100多年后，意欲在中国和菲律宾排挤意大利传教士的西班牙传教士，酝酿了针对儒教礼仪和祭祖传统的“礼仪之争”，激怒康熙帝发出禁教令，令耶稣会士的根基受到重创。启蒙理性的欧洲与封闭感性的明朝当16世纪后半期利玛窦来华时，欧洲与中国在对方视野中的印象是极不对称的。欧洲早期就有对中国模糊但涉及面很广的印象，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唐帝国确立了稳定的丝绸贸易，由此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后于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试图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并与基督教世界联手，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于地中海传统商路的垄断。这些劝导当然无果而终，但使臣的报告进一步充实了欧洲人的早期中国观。此后出现的3本著名游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与《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王朝集财富、权力、荣耀于一体的描述，已经完全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些游记陆续出版后到17世纪，欧洲一直有学者在考证这些游记的真伪，而地理大发现为澄清这些疑团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后，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1508年4月，葡萄牙船队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国情况的指令。相比之下，明代中国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对葡萄牙的认知都透着妄自尊大，对欧洲的认识显得支离破碎且不着边际。当时中国士大夫作为整个社会中最有学问的阶层，却将葡萄牙定位于一个亚洲国家。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满剌加国王遣使向明求援，专心炼丹的嘉靖皇帝无心顾及。10年以后，嘉靖突然想起此事，令兵部议此事，并下了诏书：责令佛郎机（葡萄牙）退还马六甲，并谕暹罗（泰国）等国前去救援。在嘉靖的意念中，佛郎机不过是朝服大明、与马六甲相近的藩属小邦。佛郎机当然不会乖乖听旨，于是，1514年即到达华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广州，他们的代表在那里死于狱中。中国百姓对此幸灾乐祸，他们认为葡萄牙人与步其后尘的荷兰人一样，都不过是野蛮的海盗，且身体多毛、畸形，有臭味。利玛窦1584年到达广东肇庆后，当地仍然流传着葡萄牙人喜食儿童的说法。到利玛窦抵京之初，他自称“大西洋人”，礼部上书奏称，《大明会典》里记载有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这种观念层次上的错位，意味着利玛窦们的事业将会异常艰辛。利玛窦通过穿儒服、学汉语、守礼节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并把他在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和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神学、哲学、数学以及绘图等知识传授给明朝士大夫们，但中国方面的吸收始终有限。利玛窦在其居住或游历之地所展示的地图已吸收了地理大发现的最新成果，向中国人介绍了外面的世界，但中国在这些地图上所处的边缘位置让知识界震惊了！这些地图刷新了知识界对世界“天圆地方”的认识，尽管有徐光启等开明人士表示认同，但近百年后“地圆说”仍遭到了掌握话语权的大清钦天监官员的“系统”驳斥。监正杨光先在其集子《不得已》中的《孽镜》一文批判道：“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对汲汲于科举八股取士的晚明士大夫阶层来说，近代科学知识并非利玛窦最有力的敲门砖，帮他进入士大夫圈子的是他按照位置记忆法展示的超强记忆能力。在一次宴会中，利玛窦让在座者写下诸多毫不相干的汉字，他看过一遍后前后背诵无误，让士大夫们亲眼见识了西学的价值。于是，很多士大夫邀请他指点子女提高应试能力。也正因这个机缘，他为照顾一位进京官员的儿子，才获得前往北京的机会。进京后，面对京城保守派的阻挠，他又用带来的自鸣钟解了燃眉之急。万历皇帝对送来的钟有了兴趣，且一日该钟突现故障，太监束手无策，不得不宣赠送者进宫。利玛窦由此获得留住京城的机会，且就在宫廷近旁，方便随时进宫维修。在这个过程中，利玛窦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书简，他去世后金尼阁将其整理成《中国书札》。该书从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到政治机制都有详尽叙述。欧洲近代以来的新事物，特别是早期自鸣钟、改进的历法、世界地图、天文学和三棱镜，为利玛窦的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性职能，利玛窦则通过向中国人推介这些新事物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然而，尽管明朝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欧洲任何一国，启蒙理性的欧洲文明与封闭感性的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仍然极不对称。落后且被动学习的一方只停留在器物或零散知识的层面，很难内化为肌体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其生命力在风向改变后就成了问题。利玛窦的后继者们在实现利玛窦的“帝王师”愿望（清帝康熙曾师从耶稣会士学习拉丁文、数学和西方科学）之后，传教者和皈依者遭遇了太平天国的“东方式清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有备而来且理性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涵盖了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政界潜规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甚至入职钦天监，更有人参与大清国土地测绘，绘制全国地图！尽管太平天国的杀戮使耶稣会士宗教上的努力化为泡影，但其世俗价值不可估量??传教士们浩繁的东方书简为西方留下了珍贵的汉学资料和东征指南。凶险与奇迹共生的中式官僚政治中式官僚政治堪比地理探险，进入其中者才能感受到凶险与奇迹之间往往仅一墙之隔。利玛窦在写给欧洲总会的信中描述了跨越重洋到中国的旅程艰险，希望欧洲能派遣那些怀有率真宗教热忱的教士来华。实际上，来自政治领域的风云巨变不亚于海上风浪。而当国家机制存在巨大的惰性时，事情的成败就与个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不同能量权柄的人密切相关了。在1583～1588年任职的郭应骋等3位广东巡抚的友善，使利玛窦得以继续其事业，但是继任者刘节斋看上了利玛窦和同仁们修建的形似庙宇、叫做莲花寺的中国式教堂，想占过来作为官衙。此时在中国居留已8年的利玛窦深谙中国人讲面子的心理，他委婉地让刘总督意识到驱赶教士占有其居作官衙，传出去会影响声誉。刘为了面子也妥协了，让利玛窦转移到韶州传教，还给予了关照。在韶州，利玛窦结交了一批有识之士，但其佛教徒的打扮招惹了本地和尚。适逢当地大旱，本土和尚利用当地民众对洋和尚的敌意，指使一批人袭击了教士们的居所。利玛窦在从窗子跳向花园呼喊求援时扭伤了脚，无法根治，从此落下了脚跛。1598年，利玛窦找到机会进入作为陪都的南京。当时朝日混战未休，作为藩主的明帝国在精神上处于高度备战状态，故所有外国人都有间谍嫌疑。利玛窦在得知肇庆旧友徐大任于南京任侍郎后前往拜访，但当他说想留在南京传教后，徐非常紧张也不再友善，甚至收买客栈老板轰利玛窦出城。最后有人指引他南昌乃富庶之地，排外情绪不强，于是他前往。在南昌，利玛窦进展顺利，他撰写并赠送建安王的《交友论》备受这位皇族成员的赞赏，士大夫也争相传阅。而肇庆和韶州的经历也让利玛窦减弱了对教堂这一传教硬件的追求，更注重文化、教义的传播，形成了“南昌传教模式”。1600年进京途中与外出敛税的太监马堂的遭遇，让利玛窦再次领教了宦官专权政治的凶险多变。专心炼丹的万历皇帝对宦官非常依赖也非常信任，而马堂属于宦官中较为得势的一个。当马堂听说一个带着各式精致礼品进贡皇帝的洋人路过时，就以检查礼品名义上了利玛窦的船。利玛窦对太监印象不好，又有人提醒过他马堂的阴险，遂不肯轻易将搬运北上的礼品交与马堂代转皇帝。于是马堂要求开列清单上奏皇帝，并借口清单不全将随船人物全部押解天津，扣在一座庙里，随后开箱检查。十字架上流血有伤的裸体男人让他们找到了借口??马堂们坚持认为这是用来诅咒皇帝的物件。从庙里逃出的教士赶往北京，找利玛窦的朋友帮忙，但谁也不敢插手，他们劝教士将随行礼品全部赠送马堂或可免灾。就在利玛窦准备为事业贡献生命时，1601年初，他们等来了万历皇帝的圣旨，令将外国人和贡品送往京城。按照明朝正常的政治运转，利玛窦等应交与礼部接待，再将贡品转交皇帝，但是宦官专权架空了礼部这一程序，太监希望绕过礼部，以便拿到一些皇帝给洋人的赏金。为安全起见，马堂将传教士们留在自己房子里住下，还派兵士看守。利玛窦来京是希望寻找机会传教的，眼瞅着希望渺茫时，朝臣与太监的权力博弈又给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主管对外事务的礼部官员蔡献臣对太监僭越程序尤其是不把他放在眼里非常生气，派一些兵力将教士们从马堂房子抢了出来。蔡责问利玛窦为何不经由礼部却通过太监进贡，利玛窦力辩说自己被迫落入马堂手上，而朝廷重臣都害怕马堂，这缓和了蔡的怒气。作为回报，利玛窦送了地球仪、四分仪等物品给蔡。但右侍郎朱国祚又不干了，他连续派了几个手下盘问利玛窦进京目的，利玛窦回答说是来传播宗教律法的，他们已在中国生活多年，不图做官与回赏，只求能留在北京。朱国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批评了马堂的越俎代庖插手礼部事务，又奏请将教士遣送出境。然而此时万历皇帝正困在立太子的人选争夺战中，恪守祖制的朝臣与支持皇帝的太监之间的拉锯战进入了白热化。右侍郎以太监私会传教士为由奏请遣返利玛窦一事，给了万历一个表态他支持太监的机会，再加上他着实对自鸣钟产生了兴趣，于是特许利玛窦等人留住北京。变幻无常的专权政治下几次绝处逢生的经历，让利玛窦着实体会到了梦幻般探险的意境。尽管他在汉语世界中传播天主教的方式尚存争议，但凭借深刻的信仰、卓越的才华与坚忍的毅力，利玛窦最终在向来闭塞倨傲的东方帝国权势圈赢得了一席之地??他成为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他及他所传播的福音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的同时，中国人也尊称他为“泰西儒士”。还应该看到的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经历让其被奉为努力传播科学知识的耶稣会传教徒典范，更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桥梁”！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288114.html
相关阅读：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韩
明朝人的性观念
李之藻
闽、浙地区古代明教失踪之谜
明朝为何承认越南独立：只因七万明朝大军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