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视为诬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词；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廿二史?记》卷七“九锡文”条。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史记?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的坚决反对，“荀?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廿二史?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王夫之对荀?之死发表看法：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有关九锡制度的具体内容及考证可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九锡与汉魏禅代”。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至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同①。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同①。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玉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地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道：“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1986。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记》卷七“禅代”条。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廿二史?记》卷七“禅代”条。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两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同上。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诸葛亮在北伐前已经接受了部分九锡。后主刘禅“诏赐亮金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九锡乃九件器物所组成。《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钺”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若以《礼纬含文嘉》所云九锡名称计算，齐桓公仅受了其中的二锡。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鲜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孔明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同上。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按：此语为赵云谏阻刘备伐吴时所云。魏强于吴，故蜀魏“兵势一交”，则更是“不得卒解也”。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胡三省一语道破天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于胡人之手。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广拓境土”《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及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廿二史?记》卷六“荀?传”条。，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视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同上。，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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