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

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

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 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刘诏的参奏，魏忠贤立即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这就更加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比祭祀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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