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结论自然是见仁见智，但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无疑是其中之一。就清史而言，利用宫廷档案还原历史真相，是颇为有效但尚未被广泛重视的方法。

所谓宫廷档案，是指原藏于皇宫、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这些档案，总件数超过千万件。它的发现与开放，在20世纪被评为"三大史料发现"（另两项为殷墟甲骨文、敦煌写经）之最。

说它颇为有效，是因为通过宫廷档案，可以让很多历史谜案迎刃而解。

比如很长时间，关于雍正（即雍亲王胤?）继位的种种传说中，有这样一种：康熙本来是传位给十四子胤?而不是四子胤?。

持此论者说，胤?原名"胤祯"（雍正登基后被迫改为胤?），康熙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雍亲王原来的名字也不叫胤?（但叫什么不知道，胤?是后来才改的），他把遗诏的"十"字改为"于"字，"祯"字易为"?"字。这样，遗诏就变成了"皇位传于四子胤?"。

尽管有历史学家分析指出：清代书写皇子的名字，不是写"某子"或"某某子"，一定要冠以"皇"子，作"皇某子"、"皇某某子"，遗诏写"皇位传十四子"不合清朝制度；尽管有学者指出清代时"於"、"于"不通用，要写作"於"，将"十"字改为"于"字，在清代属于别字。传国本的遗诏出现别字，于理不通。但这些，毕竟还属于推论。

利用宫廷档案则可直截了当解开谜团。尽管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汉文原件已被证明是胤?在康熙逝世当天让人写就的，但冯尔康先生在撰写《雍正传》时，查阅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宗室玉牒》，其中表明：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三十六年（1697）时名字为"胤?"，四十七年（1708）康熙封他为贝子的上谕中称之为"胤祯"，雍正登基后，复其名为胤?。由此可知，皇十四子胤?之名早已有之，并非雍正逼迫改名。至于皇四子、雍亲王的名字，康熙年间历次修《宗室玉牒》都写作"胤?"，并无别的名字。也就是说，雍正盗名改诏说并不成立！

说它并未受到重视，例证之一是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中所说的，"这二十年，清朝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增加，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长，而来此（指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是相反，日渐减少。"而笔者所见，也证实着茅先生的观点。在一史馆查阅档案的将近2019年中，时常能看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的洋学生，他们对着满文老档凝神苦思、认真描摹的神态，深深印在笔者的脑海中。国内大学中，虽不时也能看到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的年轻学子，但显然只是为写毕业论文前来短暂查档，变换频繁。

切入点

左宗棠是否曾掌掴或脚踢总兵樊燮？

动念写一本关于左宗棠的书，始于2003年。2019年起，借着搬家到故宫东华门附近的便利，笔者时常前往位于故宫西华门北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试图从中翻检出未曾被史学界所重视使用的史料档案，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左宗棠。

左宗棠为晚清传奇人物，围绕他以及他与同时代名人如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胡雪岩等人的交往，有不少逸事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只是这些逸事中，有不少只是传言，而且这些并非史实的传言被频繁使用在历史研究著作中。

左宗棠种种逸事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咸丰八年（1858）时为湖南巡抚幕宾的左宗棠掌掴或脚踢永州镇总兵樊燮的逸事。这个逸事之所以流传如此之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左宗棠一个尚未授官的师爷，竟敢如此羞辱官至二品（相当于部级）的武官樊燮，官阶的反差和冲突的激烈令人好奇；案件引起了咸丰皇帝的关注，有传言说咸丰当时就曾下旨"左宗棠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最高统治者的过问增添了逸事的神秘性；当时在南书房当差的咸丰文学侍从潘祖荫上折说情，其中的名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为逸事的流传增添了文学色彩；为了营救左宗棠，传说胡林翼曾秘密买歌姬送至奉旨查办此案的钦差大臣钱宝青船上，让其与钱宝青暗通款曲，拿到钱宝青的把柄，逼迫钱宝青网开一面，香艳的故事增添了逸事的谈资；案件以樊燮被查处、左宗棠被起用而落幕，有传言说，樊燮深感武将的无用，毅然请名师为其两个儿子授课，并下令让两个儿子穿女人衣服，声言必须考上秀才、中了进士，方能换上男装，最后长子中了举人、次子樊增祥果然中了进士成为一代名诗人……如此等等，让这一逸事广为流传，甚至被当成确论，写进左宗棠传记等众多历史著作中。

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正是鉴于此，笔者将史事的考证作为左宗棠研究系列的第一步。而切入点，就选择左宗棠樊燮案。

借助当年秘而不宣、今天已然公开的清宫档案，笔者得以幸运地解开此历史之谜。2019年，从清宫档案中找到湖广总督官文关于樊燮案的第一份奏折，证实左宗棠并无传言所说的掌掴或脚踢樊燮，从而揭开了这一流传百年的逸事的真相。与此同时，通过查找《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录副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宫中朱批奏折》等清宫档案，找到咸丰皇帝为此案所作的12次批示，并一一作了考察和分析，得出咸丰皇帝也从未下过"左宗棠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密旨的结论。

兴趣点

左宗棠与胡雪岩究竟是何关系？

围绕左宗棠与胡雪岩，也有着太多太多的逸事。

胡雪岩，本名胡光墉，雪岩是他的字，要想在清宫档案中找到他的相关史料，只能用胡光墉查找。从一个贫苦无依的钱庄小伙计开始，到阜康钱庄、胡庆余堂药店老板，钱庄票号布及大江南北，拥有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胡雪岩成就了一个商人的传奇。社会上就有"为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流传语。在重农轻商的清代，商人胡雪岩长袖善舞，夤缘政要权贵，先后被授予运司衔江西试用道、按察使衔福建候补道、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等，获清代赏衔的最高官阶??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更为特别的是，他的父母被赐正一品封典，母亲获同治御笔牌匾"勉善承荣"（这个匾额今天就悬挂在杭州胡雪岩故居），他自己更是被赐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按清制，黄马褂历来只赏给内臣和亲近之臣。有清一代，能获此殊荣的商人，只有胡雪岩一人。

左宗棠与胡雪岩的种种逸事中，最为流传的说法之一，多见于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作者）的《南亭笔记》、欧阳昱的《见闻琐录》、徐一士的《一士类稿》等笔记小说，甚至包括高阳历史小说《胡雪岩》。他们都身临其境般记载左宗棠与胡雪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左宗棠要杀胡雪岩。此时胡雪岩灵机应变献上20万担（也说20万石）粮食而免祸，并得到左宗棠的重用。

但根据清宫档案和《左宗棠全集》可知，同治元年正月，刚刚出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就上折奏请由胡雪岩为其办理粮饷??而此时，胡雪岩正在赶往江西的路上，和左宗棠尚未见过面，可谓素昧平生。在没有见面之前，左宗棠就已经奏请胡雪岩为其办理粮草，而不是像这些笔记小说所载"在衢州大营两人见面，左宗棠一开始要杀胡雪岩。胡灵机一动，献上所采购的二十万石粮食。左才转怒为喜，不杀胡雪岩。"况且，左宗棠直到同治元年五月才进兵浙江衢州，也就是两人见面之后。

再比如，胡雪岩的按察使衔、布政使衔甚至包括黄马褂封赏，都是左宗棠奏请而来的。但从清宫档案中可知，最早给胡雪岩奏请封赏的，并非左宗棠，而是左宗棠之前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而在光绪九年（1883）胡雪岩破产之前，上折为其奏保请奖的，还有大学士宝?，有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还有浙江巡抚梅启照、陕西巡抚谭钟麟、山东巡抚周恒祺等。

在我们的印象中，左宗棠用兵新疆的军饷，主要依赖胡雪岩的借款。为此，新疆收复后左宗棠为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之赏以示感谢。但统计左宗棠前后四次所上的军饷报销折可知，其用兵新疆所收到的六千多万两银中，各省、各海关送来的协饷为3400多万两，胡雪岩所借为1710万两，只排在第二位。而且，胡雪岩的借款通常都以各省关的协饷作为抵押，只是由于各省关协饷经常拖延，因此，这些借款更显意义重大。

诸如此类为左宗棠的种种逸事作证实或证伪，在《左宗棠传信录》中还有很多。在某些主张"历史宜粗不宜细"者看来，或许这样的证实或证伪过于琐碎，但笔者觉得："历史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家着眼大局、搁置争议的治国方略，对于治史者来说，更应是宜粗也宜细??从粗的角度，了解时代大势、历史方向规律，以弥补档案多为一时一事、琐碎反复之弊；从细的角度，借助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做扎实的史实重建工作，将使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

着力点

左宗棠与曾国藩为何断交？

《左宗棠传信录》一书35万字，写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的，就有约8万字，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之所以如此着力，自然有曾国藩名气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想彻底梳理清楚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解谜左宗棠樊燮案主要凭清宫档案之力，那还原左宗棠曾国藩关系真相，则需要清宫档案同31册的《曾国藩全集》及13卷的《左宗棠全集》的配合。

曾国藩，进士出身，37岁即升至二品，历任除户部之外的六部侍郎（副部长），墨?从戎后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湘军，并于同治三年（1864）克复被太平天国占据了2019年之久的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曾国藩因此功被赐一等侯爵，成为有清一代汉人封爵最高者，此后被授武英殿大学士。

左宗棠，举人出身，虽不似曾国藩那样少年得志，但通过参与围剿太平军、捻军的战事，累功迁至陕甘总督，被授东阁大学士，成有清一代以举人入阁的唯一一人，并于光绪年间凭收复新疆之功被赐封二等侯爵。

曾左是湖南同乡，同属同光"中兴四大名臣"，可谓一时瑜亮。从道光十四年（1834）结识到同治三年断交，两人的交往整整三十年：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兵败投水自杀之时，左宗棠曾冒险出城、极力安慰；咸丰八年左宗棠卷入樊燮案险被投狱，曾国藩尽力在咸丰面前斡旋，使得左宗棠化险为夷。可以说，两人有着生死之谊。只是造化弄人，曾左二人由相交甚欢最终变为凶终隙末，同治三年断交。如此巨大的转折，自然引发时人和后人的巨大兴趣。

关于曾左断交，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同治三年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上折奏报包括幼主洪福?在内的太平天国高官已全部被歼，但清廷赐封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谕旨墨汁未干，左宗棠就上折奏报洪福?实际上已经逃出天京。恼怒之下的曾国藩，也上折攻击左宗棠收复杭州时放走了十万太平军。虽然通过清宫档案包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洪福?供词得知：洪福?是从左宗棠事前所判定的广德出逃，但此事还是导致二人的最终交恶。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曾左断交，导火索并不是此事。更早的导火索，在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不赞成曾国藩在广东抽厘充湘军军饷时就已经埋下。

曾国藩最初判断，在广东抽厘，一年收入至少有几百万两。因此，当时为了让广东方面同意，在未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商量的情况下，他就对两广总督劳崇光表示，办理抽厘后，广东原来每月要给浙江的10万两协饷可以停解。

但左宗棠一开始就认为曾国藩强行到广东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并认为以劳崇光的个性，一定不会配合，难有实效。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也坐实了曾国藩的误判??根据曾国藩的统计，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间，33个月广东厘金仅收入120万两左右。而左宗棠楚军仅分配到22万两。

曾国藩的误判，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不办理抽厘，33个月，左宗棠楚军可从广东获得协饷330万两。330万两和22万两，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同治二年（1863）起，为了进一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最高时统兵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而曾国藩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只能发三成军饷。

同治元年九月起，经曾国藩推荐、刚刚出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先后停解漕折银（每月四五万两）、九江洋税（每月3万两）。同治三年二月，沈葆桢又奏请全部截留江西厘金（每月大约十多万两），不再给曾国藩军营。如此，意味着曾国藩的收入每月要减少近20万两。

所辖兵马日益增多，需饷浩繁；广东厘金收入远低于预期；沈葆桢逐步减少江西所供之饷。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得曾国藩陷入"近年所未见"的缺饷之苦。于是，同治二年五月开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每年70万两的厘金收入。

左宗棠方面呢，刚遵照曾国藩的要求将兵马由原来的六千人扩充至近两万人，每月所需饷银不下二十万两。一方面从广东获得的军饷锐减，一方面曾国藩又收回四地厘金。本来，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军欠饷已长达到8个月到一年之久。如今雪上加霜，左宗棠的不满，可想而知。

同治元年争饷埋下的导火索，到了同治三年总爆发，导致了曾左的断交。统计《曾国藩全集》所记录的两人通信情况：咸丰八年22封，九年20封，十年和十一年都是84封；同治元年35封，二年11封，三年5封。从最高峰时的每年通信84封，到同治三年的只有5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往日少的过程。而同治三年七月之后，再无二人通信的记录。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两人断交之后，其实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合作。

同治七年，朝廷将湘军名将刘松山所统率的老湘营划归左宗棠指挥，以对付陕甘回乱。刘松山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但曾国藩对此毫无怨言，继续承担老湘营的军饷。老湘营屡建功勋，成为左宗棠麾下不可或缺的力量。左宗棠呢，则多次向友朋和朝廷夸奖曾国藩识人之明，"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同治九年（1870）二月，刘松山在甘肃战死。这年十月，慈禧接见曾国藩，君臣谈到了刘松山之死。但曾国藩并没有趁机攻击左宗棠，反而告诉慈禧，虽然刘松山的阵亡对陕甘用兵损失重大，但在此事上，左宗棠的调度并无不妥。《左宗棠传信录》中的这些梳理，让我们看到曾国藩、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的过人之处。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对曾氏家人十分照顾。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在京城工部为官，因家人生病导致花销大增，一时生活窘迫甚至无钱买药。左宗棠得知后，立即送去银300两。曾国藩的小女婿聂缉?年轻纨绔习气颇重，不得曾国藩以及曾纪泽欢心。但左宗棠大力提携，光绪七年（1881）出任两江总督时安排聂缉?到上海制造局任职。几番历练，聂缉?后来出任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由此可知左宗棠识人不差，也知左宗棠在曾国藩挽联中所说的"相期不负平生"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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