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约生活于公元1486~1558年。家为世医，其父薛铠亦为当时名医。薛己年幼时继承家学，从其父学医业，是一位临床大家。于内、外、妇、儿、口齿、骨伤诸科，无不擅长，且在学术上能旁通诸家，可谓博学多才。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嘉靖（1522~1566）年，又任太医院使。当时，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克伐生气，产生流弊。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重视先后二天的辨证，治疗用药倡导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颇有启发。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女科撮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铠的著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加以注评。
《内经》中对脾胃十分重视，东垣之说即是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薛己论脾胃很重视《内经》这一认识，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这与东垣之说是一脉相承的。薛氏接受李杲的学术观点，提出“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人以脾胃为本。”但是，薛氏又有不同于东垣之说的内容。东垣提出脾胃元气与阴火不两立，气虚则阴火亢盛，而薛氏则重视脾气下陷。如其举例脾气下陷，湿热下迫，可致血崩之理，与东垣“阴火上乘土位”之说则不尽相同。又如，其论治头面部疾患时，指出：“脾胃发生元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升，则鼻通矣。”亦是强调脾气升阳的作用。至于脾胃虚损导致血虚者，薛氏又指出脾不仅可以统血，又是生血之源。因此，治疗时，主张滋其化源，用六君子汤加减。
薛氏不但重视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视先天肾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说，并以钱乙的六味丸、崔氏的八味丸，作为补肾水、命火的代表方剂。他认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分各阴阳虚实，求其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认为肾中病证，不论热病寒病，总属肾虚所致，若是无水之病，以六味丸滋补肾水；若属无火之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而且，薛氏明确提出，不论补水补火，不可泥用沉寒之剂，与丹溪滋阴降火之说大相径庭。可见，薛氏补肾主张应以温补为主。
薛己论治虚损虽有气血、阴阳之辨，治疗用药亦崇尚温补，然他治虚必言阴虚，重视肝、脾、肾三脏。薛己所言之阴虚非单纯指津液、精血而言，而是泛指足三阴肝、脾、肾三经之虚。他说：“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黄履素在《折肱漫录》中曾评述，“薛立斋之论阴虚，发前贤所未发，其谓阴虚乃足三阴虚也。足三阴者，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也。而脾属土，尤为至阴而生血，故阴虚者脾虚也。补阴宜自补脾。如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则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可见，薛氏以足三阴虚为阴虚，肝、脾、肾三脏中独重脾土，在理虚治疗中抓住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反映了薛氏治病求本，滋化源以及重视脾胃等学术特点。
薛己的学术观点，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个人临证心得总结而成的。在当时元末明初，世医浪学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况下，薛氏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在理论上重视脾胃，注重脾胃与肾命的关系，在治疗上善于温补，对明代以后诸医家逐步对肾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薛氏本人不失为一位对明代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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