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一向以汉室宗亲自居，国号“汉”也表示了本政权的正统地位。因此，蜀汉的法律只能在沿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小幅的修正和增删。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也推测：“蜀继汉后，当用汉法。”二、蜀汉主要立法活动（一）立法思想辨蜀汉的立法思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诸葛亮本人的立法思想。历来对于诸葛亮的法制思想，就有儒法之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汉武帝以降，诸子的思想早已互相融会补充，难分彼此。因此一个人身上同时表现出多种法律思想是并不矛盾甚至十分合理的。但是对于蜀汉实际的最高执政者刘备和诸葛亮的法制思想，我们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个辨析。笔者以为，蜀汉的基本立法思想仍是法家的，理由如下：1．从自身来看，刘备、诸葛亮具有法治兴国的思想和执法严明、平等的法治观念。前面提到，刘备对刘表、刘璋的大赦制度作了批判，而诸葛亮也指出了刘璋治理益州弊政的原因。他认为，刘璋实施的所谓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拢人，“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爵，恩竭则慢”；所以必须以法治来剔除弊端，“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11）。这其中，不但包含了法家认为法治优于德治的观念，也体现了法家理论建立的基础??性恶论。此外，诸葛亮还“强调法律效力的普遍性和严肃性”，主张体现平等法治观的“壹刑”、“壹赏”（12）。在著名的《出师表》中，他更是明确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而在实践中，斩马谡等典故更充分体现了这一法治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也提倡平等的观念。但在如何做到平等的问题上，正是法家与儒家的分野之处。冯友兰先生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有精辟的论述：“法家的思想，也和儒家一样，没有社会阶级高下的区别。人人在法律和统治者面前，地位都一样。但是，法家所作的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而是把贵族的地位降低,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这就把礼抛到一边去了。”（13）诸葛亮的法制主张和司法实践，正充分体现了法家的这一本质特征。2．从所任官吏来看，刘备、诸葛亮偏好善法治、有治才的官吏。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方整有威重”、“不以修饰为先”，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杨敏犯法的问题上，不以私情断狱（14）。蒋琬、费?执政时期，“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15），秉承了诸葛亮的一贯作风。其他的重臣，如左车骑将军张翼，“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16）；荡寇将军张嶷“动必顾典”（17）；尚书令吕?“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18），等等。而作为名儒的许靖等人，则只予以高位而不赋实权。
3．在对刘禅的教育培养上，刘备、诸葛亮以法家著作为主，辅以儒经。刘禅是蜀汉的后主，刘备事业的接班人。刘备在遗诏中提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19）在这里，刘备开了七种书目，其中除一种史学著作、一种儒家经典外，其余都是法家著作（20）。这份书目，充分体现了刘备本人的价值观，而反映了刘备对刘禅的期待。当然，刘备、诸葛亮在厉行法治的同时，也提倡教化的功用。刘备本人早年曾随大儒卢植读书，而诸葛亮更是明确提出“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21）。这种现象，葛洪说得最清楚：“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22）这段话真有《君主论》的风格，不但是刘备、诸葛亮法家实质的写照，更被历代君王奉为座右铭！（二）创制度，造《蜀科》刘备初入川时，百废待兴，乃命当时对典制、旧法熟悉者许慈、胡潜、孟光、来敏典掌旧文、草创制度（23）。诸葛亮执政时期，也创制了不少军令、科条。陈寿奉旨编订的《诸葛亮集》目录中，有《法检》、《科令》、《军令》，共七篇。另外，诸葛亮还“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24）。蜀汉最重大的立法活动，当属造《蜀科》。《三国志•伊籍传》说：“（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照这里看来，《蜀科》当是蜀汉的基本法典。“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25），原是针对某种事类的单行法条，是对律令的具体诠释或补充（26）。而到了三国，科的地位上升。曹操创制《甲子科》，孙权颁行科条、科令，都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律典的法条。“是三国时皆各立科条，不纯依汉制”（27）。《蜀科》，其实应该叫做《汉科》。因其文已佚，今无从查考其内容。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蜀科》的创制者中，诸葛亮、伊籍属于随刘备入川的荆州集团；李严、刘巴是荆州人，法正是右扶风人（属司隶校尉区管辖），都是入蜀的新贵。立法者中，竟没有一个益州本土人士。由此可以揣测，《蜀科》的制定，其实是针对益州土著豪强的。有学者这样说过：“在现实政治中，立宪总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28）。”《蜀科》同样如此。至于《蜀科》的内容，我们可以搜罗整理有限的史料，从刑事、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三个方面作个介绍，以图窥全豹。
三、刑事法律制度（一）刑名1．夷三族《三国志•魏延传》：遂夷（魏）延三族。《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备攻成都，令军中曰：“其有害（刘）巴者，诛及三族。”2．弃市《三国志•刘琰传》：（刘）琰竟弃市。《三国志•周群传》：（张）裕遂弃市。3．斩《三国志•先主传》：（黄）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4．其他死刑《三国志•刘封传》：于是赐（刘）封死，使自裁。5．连坐《三国志•黄权传》：而道隔绝，（黄）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三国志•糜竺传》：（糜）芳为南郡太守，……叛迎孙权，羽因覆败。（糜）竺面缚请罪……按：蜀汉于连坐一刑，较为宽大，后将述及。6．杖刑、鞭刑《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太平御览》引《晋阳秋》说：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皆亲决。由此可以推测，蜀汉以杖刑为正刑。《三国志•张飞传》：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据此推测，鞭刑恐怕是蜀汉的法外之刑。7．废、徙《三国志•廖立传》：于是废（廖）立为民，徙汶山郡。《三国志•李严传》：乃废（李）平为民，徙梓潼郡。《三国志•杨仪传》：十三年，废（杨）仪为民，徙汉嘉郡。废，在秦朝时候是指“废除犯罪者任官资格永不叙用”（29）。但在蜀汉恐怕不是。被废的廖立、李严一直期盼能被诸葛亮重新起用，《三国志•来敏传》也记载来敏“废而复起”，可见这里的废，与免官当为一回事。8．下狱幽闭《三国志•秦宓传》：（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常）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千杖，肌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馀。9．赎刑《三国志•秦宓传》：（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10．降职、免官《三国志•赵云传》：军退，贬为镇军将军。《三国志•诸葛亮传》：上疏曰：“……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为右将军……《三国志•姜维传》：（姜）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三国志•费诗传》：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三国志•向朗传》：（马）谡逃亡，（向）朗知情不举，（诸葛）亮恨之，免官还成都。《三国志•来敏传》：丞相亮住汉中，（来敏）请为军祭酒、辅军将军，坐事去职。《三国志•孟光传》：后（孟）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馀卒。《三国志•蒋琬传》：先主雅敬亮，乃不加（蒋琬）罪，仓卒但免官而已。《三国志•杨戏传》：有司承旨奏（杨）戏，免为庶人。《三国志•杨戏传》：免（张）存官。顷之，病卒。12．髡刑《晋书•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13．乡议禁锢《晋书•陈寿传》：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二）罪的种类1．危害政权及皇权的犯罪叛逆。《三国志•魏延传》：“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其结果是朝廷上相信了杨仪，魏延被夷三族。另有黄元、黄权、孟达、糜芳犯此罪。除黄元被斩外，另三人逃到外国，家属均未连坐。诬罔。《三国志•陈震传》：“九年，都护李平坐诬罔废。”忤指。《三国志•费诗传》：“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三国志•廖立传》：“长水校尉廖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诽谤。《三国志•杨仪传》：“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言语不节。《三国志•来敏传》：“前后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谏诤不验。《三国志•周群传》：“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2．官吏渎职知情不举。《三国志•向朗传》：“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众事不理。《三国志•蒋琬传》：“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逋没官谷。《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县长广都朱游,建兴十五年中被上官诬劾以逋没官谷,当论重罪。”失火。《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3．侵陵大臣罪侵陵。《三国志•刘封传》：“封寻夺达鼓吹……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推笑”。《三国志•谯周传》：“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
4．军事不利如前面所述及的诸葛亮、姜维、马谡、赵云等。四、民事法律制度1．经济立法蜀汉法律中最能体现对益州土著豪强限制的，当属其经济立法。蜀汉政权铸大钱、盐铁专卖等立法与措施，都直接打击了益州豪强。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认为“刘备既利用刘璋统治集团的矛盾，夺取了益州，他对于刘璋的旧部，便不能不有一个较好的安排”，“诸葛亮执政后，对益州土著地主更注意笼络和擢用”。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首先，他将“益州土著地主”与“刘璋旧部”混为一谈，其次，他举出赵云谏止刘备将益州地主土地分与臣下的例子来表明刘备不曾刻夺益州地主。其实他没有看到，刘备集团对益州土著豪强的这种剥夺，是较为隐蔽的。首先在经济立法上，蜀汉法律以刻夺益州土著豪强为主。刘备入川前，曾向部属承诺：“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30）打下成都后因兑现承诺，导致军用不足。刘巴出主意说：“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其结果是“数月之间，府库充实”（31）。这个府库是怎么充实起来的呢？“铸大额钱的实质是掠夺过去的存钱者”，“蜀汉zhèngfǔ开支、军用开支的财产，表面上看好像是铸造新币所产生的奇异效应，实质上却都是从益州土著豪强那里掠夺而来”（32）。除铸造新币而外，蜀汉还专卖盐铁，这实际上也是把过去由蜀汉土著豪强垄断的盐铁业收归官卖。《三国志•吕?传》载：“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三国志•王连传》：“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三国志•张嶷传》更是直接描写了zhèngfǔ与豪强争夺盐矿的情况：“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置长吏焉。”同时，蜀汉设置司金中郎将，主管金属矿产的冶炼锻造。《三国志•张裔传》：“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2．其他规定禁酒。《三国志•简雍传》：“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禁酒令不单蜀汉有，魏国也一度实施过。盖因粮谷稀少故也。禁以异姓为后。《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时法禁以异姓为后，故复为卫氏。”五、诉讼法律制度1．司法机关的设置丞相。在蜀汉，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重大案件的审理，都须经过丞相审核。大理。曾宪义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提到：“在中央，审判机关仍为廷尉（仅三国的孙吴称大理……）。”（33）这个说法是不确的。三国时期，魏国的审判机关明确有载：“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改相国为司徒……大理为廷尉。”可见魏国是在建国之后才将大理改为廷尉的。吴国同样如此。原蜀汉将领郝普在投降东吴以后，就官至廷尉一职（34）。其实，真正唯一设置的大理，应该是在蜀汉。《华阳国志》载：“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之于理。”《三国志•刘琰传》也有记载“不致之于理”。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理即大理的简称”（35），应该是有道理的。
司隶校尉。依照汉制，司隶校尉“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并领一州”（36）。但蜀汉仅辖一州，并另设有益州牧（有时为益州刺史），故司隶校尉应该不再兼理益州事务，而仅是负责首都治安及对官员的监察工作。督军从事。蜀汉设督军从事，在州府执法。《三国志•杨戏传》：“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这里杨戏是从事州里的执法工作。《三国志•杨洪传》记载何祗“初仕郡，后为督从事”，“时诸葛亮用法峻密，阴闻祗游戏放纵，不勤所职，尝奄往录狱。众人咸为祗惧。祗密闻之，夜张灯火见囚，读诸解状”，也可看出他负责执法。另有王离，“为督军从事，推法平当”（37）。军正。《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荐（夏侯）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从此推出，军正应该是军中执法的官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夏侯兰担任军正是在刘备建国前。至于建国后是否依旧保留此职，无考。除以上所述而外，地方守、令也须负责一地治安、执法。2．刑讯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提到“《马谡传》云‘下狱物故’，而《诸葛亮传》云‘戮谡以谢众’，则谡非良死，盖即考竟之法也。（38）”考竟之法，即刑讯。沈家本在此处的推论或有牵强，但可引另一处史料证明蜀汉有刑讯??《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常）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千杖，肌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馀。”常播为替上司朱游辨明清白，竟受数千杖、幽闭二年，可见刑讯之惨烈。3．“惜赦”思想诸葛亮执政时期，“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39）。对此，诸葛亮的解释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40）终诸葛亮执政之世，总共下过两次大赦，都是在皇帝即位时施行的。对于“大赦”现象，著名法史学家杨鸿烈先生讲得很清楚：“自春秋秦汉以来，君主滥作威福，常常不加分别的大赦……这样差不多将整个司法机关的全能破坏得干干净净，使善恶不分，社会的秩序扰乱。（41）”即使是在当时，也有人反对大赦。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指称：“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应该说，诸葛亮的“惜赦”思想，是有着进步意义的。然而可惜的是，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破坏了这一思想，几乎年年大赦，遭到了另一官员孟光的批评。六、国际条约孙玉荣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古代国际法研究》中提出中国古代也有国际法的观点。他认为：“古代中国国际法有它自己独特的定义，特指用于调整中国版图内各分立时期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中国古代究竟有无国际法，本身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三国鼎立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出现，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外交方面的现象和规则，确实值得书上一笔。
蜀汉的“国际条约”，主要指公元229年与东吴签订的“汉吴同盟”。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遣卫尉陈震祝贺，算是对东吴立国的承认。孙权也就同意了缔结盟约，盟约中说：“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42）这其中，其实已经明确订立了双方交往的一些原则。而事实上，直到蜀汉灭亡，双方基本都是遵守盟约的。黎东方先生对此赞美道：“我们再查看西洋各国的历史，也绝对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终的同盟，足与汉、吴的同盟媲美（43）。”七、蜀汉法制特点与“刑法峻急”辨之所以将蜀汉的法制特点列于篇末，正是为了在史实的基础上，更好的得出结论。其实，在以上阐述的基础上，结论已经不言自明了，但笔者还是不揣浅陋，在此作个归纳。1．“刑法峻急”辨历来认为诸葛亮执政时期，“刑法峻急”。时人郭冲在著名的“郭冲五事”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44）。”《三国志•杨洪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也提到：“时诸葛亮刑法峻密”。虽然对于郭冲的说法，裴松之从史实、情理两方面作了反驳，但笔者以为仍未尽意。蜀汉是否刑法峻急，须分别与汉律、刘璋执法情况及同时期魏、吴相比较后方可得出结论。与汉律比较，蜀汉立法较宽。汉律的一大弊病，就在于繁苛。曹操就“嫌汉律太重”而另立科条。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提及汉朝官吏犯“诬罔”罪七例，犯者二人腰斩，二人下狱死，一人自杀，一人弃市，余者伏诛，无一不是死罪。而蜀汉李严坐诬罔，不过是“废、徙”而已，而其子李丰，仍受重用。因此可以想见，蜀汉法律较汉律为轻。与刘焉、刘璋时期的法律相比，蜀汉立法较宽。刘焉曾“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45）。刘璋继位后，因“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就“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46）。彭?因被众人毁谤，就被听信谗言的刘璋“髡钳为徒隶”（47）。由此可见，刘璋统治时期，不但立法较严，且执行时带有较大随意性，这也正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与同时期的魏、吴比，蜀汉立法较宽。蜀汉“夷三族”一刑，是用来对付叛逆的，但仅用于魏延案；对于其他叛逆者，则较为宽大。如被迫降魏的黄权，刘备对其家属“待之如初”（48）；对于主动降魏的孟达，蜀汉执法官员“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49）；对于通敌害死关羽的糜芳，刘备更是以“兄弟罪不相及”来宽慰糜竺，“崇待如初”（50）。这种宽大，在历代封建王朝来讲，都是罕见的。而在魏国，光《九朝律考》记载遭夷三族的就有曹爽、丁谧、邓?、何晏、毕轨、李胜、桓范、诸葛诞、?丘俭、李丰、夏侯玄、张缉、乐敦、刘贤、王凌等十五人，而其中还不包括王凌案的“诸相连者”（51）。时人也评价说魏法制“苛碎”、“用法深重”（52）。至于孙吴，传统认为“其统治者较魏、蜀更加信奉重刑主义”（53），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蜀汉为什么会有“刑法峻急”的评价？笔者认为：第一，这是由于蜀汉立法宽而执法严所造成的。这里的“峻急”，指的是执法严而非立法严。诸葛亮执法，“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54），体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制思想。尤其是对马谡的处罚、自贬三等等案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旧规则束缚，是当时的旧官僚所接受不了的，因此旧官僚所主导的舆论就认为蜀汉“刑法峻急”。第二，这是由蜀汉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针对益州土著豪强造成的。蜀汉对益州土著豪强的限制，是很明显的。不但有经济上的掠夺，也有法律上的打击，毫不留情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刘璋。刘璋部属“东州兵侵暴旧民，璋不能禁”（55），与土著豪强结下梁子；然而，他又“对土著豪族一味迁就”（56）。他任用的成都令董和，严格限制豪族所为。当地豪族联合要求将董和调走，刘璋只得同意；成都官员又出来留董和，刘璋又听命（57）。这样政令反复软弱，才是刘璋执法所谓“宽”的原因，其实用“暗弱”二字更为妥当。蜀汉正是由于一反刘璋时的状况，加强了对不法豪族的执法力度，才有了“峻急”之名。2．蜀汉法制特点与得失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笔者得出蜀汉法制的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立法宽而执法严。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这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遵循的规律，蜀汉自然不能例外。因此这里所谓的“宽”，是相对的，是与同期各政权立法情况相比较而体现的。第二，体现了较明显的利益倾向性，加强对益州土著豪族的打击。第三，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蜀汉国小民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加强凝聚力与向心力，方有取胜之道。因此蜀汉政权格外注重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压制民间对zhèngfǔ不利的言论，保持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有必要的非常做法，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以今人的目光加以批判。第四，强调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蜀汉不妄加大赦，并且年号也长期不易（虽然裴松之对年号不易能否体现稳定持有异议，但不可否认，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问题的）。而从诸葛亮到蒋琬、费?，政策一以贯之。得失与特点是紧密相连的。由特点出发，蜀汉法制主要有这样几点“得”：第一，立法公平。诸葛亮的“壹刑”思想在立法、执法中得到有效贯彻。而蜀汉内部，之所以在所谓“刑法严峻”的情况下仍出现“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58）的现象，正是“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59），即立法公平所起作用。
第二，执法情况良好。陈寿在《三国志》中称颂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这虽不无溢美之辞，但还是基本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评论说“三国之中，立法成就最大者，首推曹魏；执法情况最好者，则为蜀汉”（60），堪称笃论。第三，早期有力加强了政权的稳固、体现出较强的凝聚力。蜀汉经济立法对豪族的限制、刑法对思想言论的钳制，在早期确实有着必要的作用，有力稳固了政权，凝聚了有限的力量。从“失”来看，蜀汉没有根据形势及时调整政策，一味强调政策的稳定性，长久打压益州豪强，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同一时期，魏国实行九品中正制，吴国依靠江东世家大族维持其统治，都能较好选拔地方豪族的优秀人才。而蜀汉一直沿用汉朝的察举制，没有在制度上给豪族以进官之路。在仅据一州的情况下，仍无法尽其才，这不能不说是蜀汉后期人才凋敝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注释：（1）《三国志•后主传》（2）《三国志•蒋琬传》（3）《三国志•后主传》（4）黎东方：《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5）《汉书•刑法志》（6）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P141（7）《晋书•刑法志》（8）《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9）《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10）《三国志•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11）《诸葛亮集•答法正书》（12）曾代伟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P95（1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P216（14）（15）《三国志•蒋琬传》（16）《三国志•张翼传》（17）《三国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18）《三国志•吕?传》（19）《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20）至于《管子》、《六韬》是不是法家著作，历来颇多争议；此处参考俞荣根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说法（21）《便宜十六策》（22）《抱朴子》（23）《三国志•许慈传》（24）《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25）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P30（26）曾代伟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P68（27）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P31
（28）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转引自付子堂主编《法理学进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P110（29）曾代伟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P55（30）《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31）《三国志•刘巴传》（32）罗开玉：《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3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4）《三国志•杨戏传》载：孙权袭羽，遂入吴。普至廷尉，浚至太常，封侯。（35）罗开玉：《蜀汉职官制度研究》，《四川文物》2004年第5期（36）《后汉书•百官志》（37）《三国志•杨洪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38）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P22（39）《三国志•后主传》（40）《三国志•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41）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P231（42）《三国志•吴主传》（43）黎东方：《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4）《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45）（46）《三国志•刘二牧传》（47）《三国志•彭?传》（48）《三国志•黄权传》（49）《三国志•费诗传》（50）《三国志•糜竺传》（51）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P195（52）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P207（53）曾代伟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P53（54）《三国志•诸葛亮传》（55）《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56）罗开玉：《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57）《三国志•董和传》（58）《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59）《三国志•诸葛亮传》（60）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卷三•魏晋南北朝》，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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