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外派矿监税使的行为，有人拿它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做比，因为矿监税使是从工商业下手，是因明末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举措，而一条鞭法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快而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进步的节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想，这是截然不同的。张居正的条鞭法是很温和的，他利用了生产逐渐商品化的规律，简单来说，无论是农还是工商，货币都要比实物更加方便，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颠覆，但是基本上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经济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而万历的矿监税使可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说万历这样拿工商业开刀，是为了弥补明代税收的畸形，因为明代税收规定依然倚重农业，在工商业方面很欠缺，万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高瞻远瞩地准备把国家从倚靠农业的大坑中向工商业(类比下西方近代的情况)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却受到了满朝尤其是东林党的猛烈抨击，只有宦官朋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在这条孤独高冷的路上走着，一个叫田口宏二郎的学者甚至说：“宦官们在征收各种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虐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和众人想法步调一致的是普通人，比众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众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众人想法早两步，那就是神经病了。万历在明末就能用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从倚重农业转到倚重工商业发展，开启我国近代化历程，不得不说是早了两步。而且居然还带领着一批“忧国忧民”、同样高瞻远瞩的宦官天才进行经济改革大业!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过去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一些经济学家为万历喊屈，说他的增收矿、税其实是总体商业税的增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改倚农而重工商是大势所趋。这样所谓的重视工商的行动，在经济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类社会，人文环境，并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单一。我有一位导师曾经大批过某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改革经济措施的时候，没有把人文和社会整体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就是问什么历史学家大多对万历的矿监税使采反对意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怠政、连张居正改革都能说扔就扔的君主，这家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业税”这种意识，最多有一些朦胧的感觉，也是建立在因为工商业兴起、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出发点上。

　　我可以试着为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史实，我们就知道他的矿监税使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了。明末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因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产品除了供给生活需要，还有结余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易，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些更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为生产商品而运作的部门，典型的就是东南苏浙一代的纺织业，明代著名小说系列“三言二拍”里就体现了这种部门，因为纺织技术纯熟，逐渐扩大规模，并雇用人员来为其生产，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这种雇佣关系和生产现象，就被定义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另外，因为航海业的进步，我国沿海一代也常有前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有了外来的交易。因为这些变化，就连农村也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状态了，相互交流变多，货币也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君子爱财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个末等地位的少数人群，手工业、商业，跻身入行，这样的大势之下，就连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几分对金钱的热情。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派出矿监税使，为他在这些新兴的矿业、工商行业开辟新大陆的。这样看来，蛮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我们的万历大哥还是很有远见卓识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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