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痛快吧!整个一江湖好汉、草莽英雄!民间艺人可不管你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估计当时在市井街坊讲述这个打督邮故事时,听众们一定是掌声雷动,叫好不止,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打督邮的故事发生在刘备的身上了,也就更不会去理会最后刘、关、张去落草为寇的结局又是不是符合刘备的性格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民间面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不过,民间传说始终是民间传说,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它还需要文学家们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传于世,,文学家们也需要吸取历史和民间传说的养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进行再创造。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延续性。很明显,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综合了史书《三国志》记载的故事和民间艺人们《三国志平话》的说法,创作出一个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邮: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在《三国演义》中,打督邮的还是张飞,但是没有了《三国志平话》中“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场面,又删除了落草为寇的不合理成分。从故事的编排到对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国志平话》显然高出了一个档次。
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关于这个故事描述的区别。《三国志》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史学家严谨和简略的历史面貌,《三国志平话》则体现出一种民间艺人对史料的延续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民间面貌,而《三国演义》却又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家那种取之于历史、改之于传说、用之于作品的文学面貌。三种描述,真是各显风采、各尽其妙,三种打督邮,体现出来了三种意境,可谓妙哉!灿烂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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