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上编是“《三国演义》批判”，下编是“《水浒传》批判”。两大批判认为，前者张扬权术文化和奴性思想，后者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这些都是中国经典文学、传统文化中的病灶或毒素，只有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清洗，才能把读者从阴冷而残酷的历史沼泽中拯救出来。具体地说，“《三国演义》批判”主要着眼于：《三国演义》是“以文乱史的文本”，“兴妖造神的艺术”，礼赞残暴的英雄，“尊刘贬曹”又有着推崇正统的封建观念；王学泰先生对《水浒传》的评判主要着眼于：《水浒传》是“游民（江湖艺人）说给游民听的故事”，正是文本里弥漫着的浓烈的“游民气”，使“‘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掩卷沉思，我们发现两大批判撇开美学的、诗意的逻辑，而立足在历史学、社会学或者说立足在认识论的学理立场上。因此，细读两位博导的珠联璧合，我们内心洋溢的始终是新道德的神圣感、崇高感，激赏的是著者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眷恋，遗憾的是我们很少领略到著者对两个文本卓越的艺术成就的精湛剖析。
这里有一个涉及文艺批评、文化批判的原则性的问题：怎样确立学术评判的维度？究竟该用什么、怎样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
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应在历史维度和时代维度的双重视角中展开：既要用当下的价值观去审视，以挖掘和发挥其现实实践意义，又要结合当时特定的背景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对古人有所“同情”。这种双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对古人的无原则的宽容与不冷静的苛求。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评判，除上述的两种维度外，还应该施以美学的尺度加以裁判，就是说，文学经典的评判，理应在历史、时代和美学三种维度的交织中立体地、动态地进行，以便于厘定其在文化时空、文艺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经典产生的时代决定了它们不可避免地负载着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结构扭结点反映“三分”的历史趋向，并由此张显出作者对美好道德人格以及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而《水浒传》则以宋江为中心人物，通过朝与野、忠与奸的矛盾斗争表现出作者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渴望。虽然特定时代影响的痕迹使经典寄生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毒虫，诸如弘扬权谋文化和奴性思想，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等，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又有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宋江在追求理想中也表现出英勇、坚毅的品格，经典都赋予他们悲剧性的人格魅力。这些在今天难道就没有积极的美学意义了吗？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演变历程和存在形态，我们对它的“毒素”和“养分”很难做出一刀切式的界定。另外，我们也应该相信，身处在当今的语境中的真正的文学读者是有一定的精神免疫能力的，他们会作出适宜自己的选择的。
进而言之，关于传统文化、文学经典的糟粕与精华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去考察。“两种文化”的学说，要求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要作儒家正统的典籍文化和民间乡野的大众文化的宏观区分。两者之间固然有相通、相融之处，但必然也有相对的独立之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都是在长期的民间流传而后经文人搜集整理的，尽管或多或少染上了正统文化的气息，但作为民间俗文化的审美形态，它们主要反映“贱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传达“贱民们”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既要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其典籍文化影响所导致的封建糟粕，又要以古人的眼光和心理去感知和体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的合理性。囫囵吞枣或者因噎废食都是不明智的。
更为重要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是浸透着儒家礼乐伦理思想的典籍文化教科书，也不是符号化了的人民群众浮巧淫祀的民间文化的认识指南，而是审美地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貌和生存境遇，表现他们文化心理和审美理想的世俗文学经典。既然两部经典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富有诗情的画面去折射时代的光芒，我们就应该用美学的、文艺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并作出“诗意的裁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主要是以其典范性的叙事谋略、恢弘的动态悲剧结构以及众多的民间文化心理“化石”而成为文学经典的。我们应遵照艺术真实性的原则而认可其“以文乱史”的创作策略，应尊重艺术情感性的原则而允许其“兴妖造神”的文学想象，应宽宥封建文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谅解作品中的英雄的“匪气”、“游民气”，更何况，在这种“匪气”、“游民气”的艺术氛围里寄寓着作者的合乎历史必然性的审美理想。试想：如果邮督不是被张飞鞭打、华雄不是被关羽斩杀，如果诸葛亮出场缺少三顾茅庐的层层铺垫，如果梁山好汉只是性格模糊的三十六人的“流寇”，如果作者恪守正统的“造反无理”的信条，《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能算是文学经典吗？！这样一来，我们的见识同章学诚病垢《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同金圣叹笑谈《水浒传》：“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我们既已认可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对于《水浒传》、《三国演义》两部文学经典的历史“失真”与观念陈腐，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总之，由于文学批评、美学评判的缺失，《〈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对中国文学经典的社会学、历史学的“解毒”取代了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对扑朔迷离的历史迷案的执着诉讼取代了对文学经典的诗意的裁判。其实，作为长期的民间集体创作、由下层文人润色的文学经典，相比较于正统的儒家文化典籍而言，具有更深广的历史意蕴，其蕴涵的审美评价，更逼真地传达出时代的呼声，因为历史毕竟是由人民大众创造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文学经典，我们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精神，才能找准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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