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饱经忧患和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们痛定思痛，即已揭示了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其中对官场的腐败及士风的浇漓最为关注。社会现象受到如此关注和攻击，也就反映了问题的普遍和严重程度，这种有类于魏晋的空谈之风，再一次显示了明代社会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不正常时期:政治上专制黑暗，经济上的动荡与萧条，文化思想、伦理道德与传统的悖离等，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折磨着进退两难的儒家官僚及士人。要么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逃避险恶的现实，实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归宿；要么混迹于仕途、弃离高尚的追求而堕落于横流的人欲。整个社会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末世气氛，人们在无助、无望中茫然地等待。这种情况是王阳明创心学试图挽救社会道德沦丧终归失败及张居正等在制度上改革流产后的必然结果。这是明朝社会整体功能失调的表现；是统治阶级治国理论的崩溃和封建文人士大夫理想幻灭的外在显示。一欲准确评价朱元璋的政治素养当然并非易事，但这个出身卑贱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在政治上表现出对权力的绝对独裁却不难解释。这不仅因为有其前历代王朝及其统治者为他奠定了已有的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告诉他: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因此，“家天下”的朱元璋不仅毅然废除宰相制度，让百官直接对自己负责，还要求天下臣民无条件效忠、服从自己的意志。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自然借用高官厚禄为诱饵，大力开办学校教育并实行八股经义取人制度，以更有效地牢笼天下心智和人才。明代实施八股经义取士后，明人曾认为这是将文彩与经义结合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它一反唐代及其后科举偏重选才而轻德的失误，既可以约束读书人达到深悉儒家伦理道德、忠君爱国的道理；又可以其文思技巧拔得真才实学。其实，随明代科举制伴生的弊端已伴随着明中期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而陷入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政治上的专制腐败；社会动荡、边事不宁；经济的衰敝及流民问题的尖锐等，都使理学教条的灌输失去了人心。在艰难中挣扎的人们，朝难保夕，求生无术，哪里还会相信灭欲的“天理”。与明代以前的大王朝相比，进入明中期的不到一百年中，政治屠杀和恐怖、内战、农民起义、边患接连不断，天下富庶、稳定的局面几乎没有出现过。读书人不能不对理学的用途提出疑问。八股经义已成为士子弋取功名的工具。他们不仅不能、也不准许有对儒家经典的真正研究，八股文章反束缚了他们的才思。明初政治从造士、选士到养士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管制。这是一个无志气、无锐气、无朝气、无生气的王朝。明代大儒薛?也不得不感慨这一点:“古之为士者，即自广其学，而充其道矣。进而有为也，必以其义，而推其有于人人。至于得失之际，初无介于怀焉。后之人不然，修于己者不力，而侥?于名位之得。得则意气横肆，以矜骇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尕颐之利欲，而及人之实，未必有也；不得则悄然忧，爽然叹，立若无所自容。”英宗时被宦官迫害致死的朝臣刘球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为师者之教徒以得进士为期，为弟子者之学，徒欲举进士而止。于是有剽掇记录已陈之言，以希逢合乎主司之意，侥?其捷则弃之。”因此，进入明中期，士风颓败已成为令统治者担忧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后的天顺初年，任首辅大学士的李贤便将整顿士风与致治的关系提到日程上来，建议英宗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措施，“戒欺诞以励诚实，疾奔竞以惜恬退，黜贪墨以重清廉，抑侥?之徒绝谄佞之辈。”不过，他与人谈到，“今天下之士奔竞之习未止，而廉退之节少见，岂世道日降而人不复古欤？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欤？不能无疑于是也。”可见，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士习颓废不振的病根。

必须承认，尽管明英宗之后，明代的仕风与士风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宪宗和孝宗两朝四十余年中，统治阶级仍试图进行各方面的调整期于挽救。随后由于武宗荒政，太监刘瑾专权，终使官场颓风日显，本已恶化的士风更是江河日下。到嘉靖严嵩专政之时，人们似已感到难以挽回的人心惟伪末世的到来:无可奈何的失望、怨望甚至绝望情绪笼罩了朝野。正德年间，王阳明有感于“世衰俗降”，苦恼万分，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尖锐地指出:“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他认为:“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欤！”与士风相表里的仕风在此种情况下，当然不难想像，王阳明因抗言而被刘瑾廷杖贬谪，后又因平宸濠之乱而遭武宗之嫉，官场的险恶早已使他厌倦，因而发自内心的感慨:“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正是出于此种感受和对王朝安危社会治乱的担心，他认为亟应从根本上寻找挽救的办法，否则这种人心饰伪，官贪民贫的后果难以预料，他所谓“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正是针对此时的士风与仕风的浇漓和败坏有感而发的。他认为:“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就是说，是科举经义的株守、诠释导致人们对这种教条的厌弃，妨碍了人们对儒学的真正理解和接受。其次，他认为，这种繁琐的解释或者早已偏离了经典的原意；或正因其繁琐而不利于人们遵行和实践。他说:“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今“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除此而外，王阳明已确然感到，理学的这种外在规范在那些倡导宣扬它的统治者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同样，官场中越来越多的人贪利忘义，忠孝皆失，在世人眼中，他们已是离经叛道，鲜廉寡耻。谁还会相信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教呢？为了达到卫道的目的（当然也有相当的独善意味），王阳明终于发明了自己对儒家、对“理”的新解释，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论题。他把程朱理学所规定的客观外界强加在人之上的“理”变成了人们主观可以去感知的“心”。这不仅更为直接符合了所谓内圣的倡导，也与动荡状态下知识分子急于摆脱理学羁绊，解脱因现实中遭受之挫折、空虚所带来的苦恼，求得心灵安慰的需要相吻合；加之其简便易知，王阳明心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明代的有识之士，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风气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正是心学创立并传播的嘉、隆年间。其实引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理学的崩溃，明代政治上极端专制所导致的整体性功能失调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明人王士贞在论及明代士风时有言:“国家鸿昌茂庞之气，莫盛于弘治。……盖至于正德而所谓气者，日益开露而无余。其所称一时学士大夫，不胜其少者之断，则果于掊击以见操；不胜其壮者之思，则精于刻刿以见名；乃若所谓诗，必极其变以尽风，其所谓文必穷其法以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称说之以为成一家言。而识者固已忧其时之动于机而不易挽矣。”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敏的认识。士大夫见操显名的燥急，“翕然好称说”的言论纷嚣，都表现出了社会的一种病态，他对此表示了担忧。然而，就整个统治阶层及国家机器的运转来看，更已是病态显然。武宗自然是历史上少见的荒淫天子，而承其后的世宗一登帝位，便揭起“大礼义”之争，演成士大夫间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在此之后又迷信方士，不理朝政，造成幸臣权相严嵩的专权。结果严嵩则“遍引私人，排击善类”。当此之时，“天子北急敌，士大夫饰而谈敌；南急倭，士大夫饰而谈倭。唯上亦以其饰之也。稍急则士骤而重，稍已则士忽而轻。而又会称将相者不比而昵则角而嫉，昵则乘难而借行其爱；嫉则乘难而借行其恶，爱恶胜，而天下之才望旦铸而铄，而不自觉。”朝廷重臣如此，上行下效，一般官员更少有良善。“今之谓良吏者于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书者为业修，棘征输者为能贤，果听断者为勤敏。按臣以是求监司，监司以是求郡守，郡守以是求宰职。则今之仕者得无以是贤乎？夫簿书古以稽实，今以饰欺；征输古以定民，今以病下；听断古以殉直，今以殉其好恶。则今之所谓良，民之所谓蠹也。”其实嘉靖时期的明政府已呈内外交困的衰征:南倭北虏连年骚扰海防边塞，甚且渐入内地；政府却军备废弛，财政危机；疆吏玩忽于下，廷臣交哄于上。天下“既涣之心”亦已难收，世宗晚年荒政已使正直朝臣忍无可忍。海瑞在昧死上书中称:朝廷“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张居正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积重难返的危机。无论其改革内容涉及到多少方面，时势已决定他不可能毫无顾忌地触及到较根本的层面，甚至许多先前即已明显存在的问题都没有顾及。其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使他根本无法认识到这种全面危机的本质。当张居正改革走向失败，他给朝官们留下的只是独断专横、异想天开的又一个擅权者的形象。如果说严嵩专权的20年间，其陷害诛杀善类只是这个权相维护一己私利，而终至于冰山既倒；那么张居正专政的十余年间，其排斥打击异己，恐怕也不能都视为是强力推行改革的迫不得已之举。在这两个权臣专权前后又有宦官专擅，正士难于立朝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在理学灌输中，素来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企图“致君于尧舜”，满怀入世精神的士大夫们经一次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难感受官场的险恶犹如涛转轻舟，随时即可能有覆亡的灭顶之灾。在宦海沉浮的入仕者群中，不少人正发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动摇和转换，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正在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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