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是两个著名的改革家。改革的目的都为补救当时千疮百孔的朝政，改革得到身后都号之“神宗”的年轻皇帝的支持。改革的道路同样多难坎坷，最后归于失败。两人一直为后人议论纷纷，称赞的，咒骂的，至今也没有停止。但有一点是截然不同的。就是王安石被罢官后，虽遭人骂，但仍得到朝野尊敬，即使同他的政敌，也有相当的友谊。而张居正则相反，尸骨未寒，家即被抄，儿子被逼死，饿死者十余口。对这种现象，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王安石大权在握时自律甚严，一生廉洁；而张居正虽然深知倡廉洁、反腐败的重要，也惩办了一些腐败透顶的官吏，但是他在反人家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搞特权、捞好处。

北宋王朝传至神宗赵顼，已历１０８年，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王安石受命危难之时，立志通过改革，“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在神宗的支持下，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引起他们不满。所以保守派对王安石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天灾人祸，外敌入侵，甚至天象变化都说成是王安石变法的恶果。这样又哄又吓，弄得神宗没了主意，对王安石撤了又任，任了又撤，折腾了八年，使改革终于失败。但是所有对王安石的攻击，不过是骄傲自大，侵官拒谏，不信天命，不尊祖制之类。王安石一生不讲饮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有时不洗脸，长期不理发，蓬头垢面。这也许不雅，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如此行事，难能可贵。还有一点值得深思：即使对王安石攻击最凶的人，也不敢说他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他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大得很，但他罢相后隐居金陵?南京?郊外，只茅舍一处，聊蔽风雨，四周连墙都没有。他自己买一头小毛驴，常常骑驴外出游逛，也够逍遥的。那时他的住地在城东七里，离钟山也是七里，故称为“半山园”。有一次患大病，王安石以为自己将死，就把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就另租别人的房子住。后人在半山园修建的王宅，经数百年风雨，至今犹存，现在处于海军指挥学院营区内，游人前往凭吊，现有复原的瓦房数间，败亭一处，可见当年王安石生活的艰难和淡泊。廉能生威，这在王安石身上是得到验证的。他大权在握时，也很少有人敢于巴结奉承他。有个官僚叫邓绾，曾为王安石的弟子和女婿求取官职，王安石就将此事公开，并宣布为邓绾的“罪过”。

王安石的这种言行，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他被贬后，还不时有人去探望他、慰问他。就是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以及先是对他支持，后又反对他的苏东坡，也对他很尊重。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分析这种现象，总是说他们都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无论争斗多么激烈，最后自然会“言和”。这显然是简单化了，如果以这种论点来看待历史，就难以解释商鞅何以被秦国统治者“车裂”。笔者以为，王安石的廉洁至少是他失势后颇受尊重的原因之一。

明朝的政治家张居正官居首辅。其改革的决心之大，措施之有力，惩腐之敢于碰硬，四百多年来，为人所称道。但他个人的下场却是悲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此人心地不洁，惩治别人腐败、反对别人搞特权，自己却也大搞特权。例如，在他当政之初，曾制定过一个官员外出住招待所的规定，即《给驿条例》。规定官员非公外出、奔丧，不得住官立的驿站。因公外出不得超用车马，不得借出差旅游会友，不得利用职权沿途索礼受礼，不得向乡里进行摊派。这些规定，今日仍值得借鉴。开始张居正确实是带头执行。他父亲过生日，派仆人骑驴回家送礼，特吩咐不得住驿站。但后来他回乡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沿途地方官员郊迎郊送，还要呈上奠金，担负护卫任务的是比国家正规军装备还要精良的特殊卫队，弄得上下议论纷纷。他反对别人受贿，而自己受贿却十分惊人。张居正做官前，家中只有田数十亩，他死后被抄家时，没收的财物折合近二十万两白银，另有良田８００万亩。身为一品大员，他的月俸不过８７石米，即使他不吃不喝，一生薪俸加起来，也只有两万两白银。其他那些来路不明的财富，自然是受贿而来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成败。比如，现代许多国家的法律，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是反腐败的一个有力武器。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如果不透明，有的开支远远超过其收入，其廉洁就很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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