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书弹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家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069年熙宁二年，神宗决定提拔重用王安石。皇帝虽然是拥有绝对的权力，理论上可以为所欲为，但朝中大臣的意见还是得听从。如果是在李唐晚期，要是得罪了神策军中尉(其实只是宦官，皇帝的家奴)，别说为所欲为，连小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朝廷官员们都已经听到风声要改革了，而且改革的方案并不利于他们。趁着皇帝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反对改革的官员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财政部长(三司使)唐介说，“王安石很好学，但他议论迂阔，好高骛远，如果用他当政必然是一天一个样，令人无所适从。”有人说，王安石眼睛白多黑少，一副奸臣相，象东晋的王敦，以后乱天下肯定是这个人。还有人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纪委委员(御史中丞)司马光也说他性格执拗，不明事理。总的来说，大家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学问，只是认为他气量狭小，不能容人，当个智囊还可以，要当总理，恐怕不行。但宋神宗有他自己的主见，还是提拔王安石当了副总理(参知政事)。并命他和第二总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升之一起建立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三司条例司)，开始进行变法前的准备工作。中央从此有了新党和旧党两派。王安石的一方自然称为新党。反对新法自然就称为旧党，司马光，吕诲都是旧党的老大。朝廷里的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神宗力排众议，把反对势力一一贬到地方做县长市长。其中包括另一个纪委委员吕诲，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当时的第一总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一看大势已去，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于是神宗用曾公亮，陈升之当总理，但还是信任依靠王安石。王安石大权在握，就引用他的弟子们，有吕惠卿，曾布，章??br>?照薜绕鸩萘烁还?勘?男路ā?br>富国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农田水利，和王安石在宁波时候的做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二是均输，可以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丰年多收，歉年就可以少收。三是青苗，他在宁波的时候对这一点积累了很多经验。四是免役，免役并不说老百姓不用服劳役了，而是你可以出钱代替你的差役，国家花钱去雇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五是市易，就是国家参与市场经济，买贱卖贵，平抑物价。六是方田，重新丈量全国的耕地，按土地的肥沃贫瘠分为五等，按不同的税率纳税，坚决打击偷税漏税。强国法就是建立保甲制和保马制。青苗法是当时遭到反对最厉害的新法。从历史上看，宋朝是个施行仁政的朝代，老百姓相对赋税较轻，生活安定，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暴乱。但并不是说人人都能丰衣足食，就是到九百多年的今天，农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更何况在那个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的朝代。当时的富豪们就专门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放贷，收取高额利息。如果债务人实在没法了，就低价收买他们的耕地，一点一点的兼并。兼并来的耕地又不如实上报，偷税漏税。万一有官员来查，摆一桌酒，请几个三陪小姐，再塞个红包，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象那些庄稼汉，田舍翁那样老老实实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几辈子也是个穷命。王安石的新法一施行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老百姓都去国营银行去贷款了，谁还到他们那儿去贷款。不能放贷还怎么兼并，没有兼并，偷税也无从说起。别说三奶四奶，可能连二奶也娶不起了。所以这青苗法是要坚决反对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就是体改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苏辙的反对理由是，钱到了老百姓手里，你不能保证他们不乱花。有游手好闲的刁民拿了钱就去吃喝嫖赌，也不好好种地。到了该还钱的时候，没钱！你拿他怎么办？于是乡长只好带着派出所警察，开着警车，带着手铐到村里去收款。动不动就拆门板，砸铁锅，搞得鸡飞狗跳，乡邻不宁。这样不但不能帮老百姓，还是害了老百姓。王安石也觉得有理，于是青苗法就暂时没有颁布施行。但他的决心还是没有变，一直在罢乙桓龊鲜实幕?帷?br>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甚至都用不了几个月。京东地区的财政厅长(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来拜见王安石。说京东地区的老乡们没钱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希望能有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以度过难关。如果把京东地区上缴款留下五十万来，一年就能获利二十五万。(奇怪这岂不是50%的高利贷？)王安石听了喜不自禁，一拍大腿说，“这不就是青苗法吗？”。于是在1070年熙宁三年，神宗皇帝签字盖章后颁布施行青苗法。先在京东，河北，淮南三个地方施行，以后慢慢推广全国。并特地说明青苗贷款完全自愿，不得强迫。青苗法施行以后，各地地方官纷纷上疏，有的(比如说王广渊)说老百姓歌功颂德，也有的说老百姓叫苦连天。总之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还是以反对的声音更大。一个原因是青苗法本身就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反对是正常的。两晋南北朝时代，做官的都是贵族出身，讲究的是门第高低。象东晋的王姓门阀和谢姓门阀，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隋唐虽然有了科举制度，但还是不严格，考试舞弊递条子的现象是习以为常。门第还是重要的，崔姓卢姓的弟子做官升职还是要来得容易些。宋朝的科举制度比隋唐时代要严格得多，官员也大多是寒门出身。但能够读得起书的还都不是那些迫切需要青苗贷款的人家。做了官就是士大夫，当然也需要盖房置地，三妻四妾的。如果没有兼并，如何能“千亩良田丘丘水，十房妻妾个个美”？老家的老爷子写信来说，今年都没法放款出去了，秋后也不会有多少收入了，这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的青苗法。第二个原因是朝廷里反对新法的都被贬到地方当地方官去了，他们自然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出新法的缺点。他们可以谎报民情，也可以用各种办法来阻挠。一个方法就是强制摊派，虽然皇帝说了完全自愿，不许强迫，但中国历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今政府也是今天一个文件要减轻农民负担，明天一个指示要废除不合理费用。但从来只见到，文件越来越多，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反正老百姓又没文化，不懂中央政策，还不是我“现管”说了算。偶尔有个别泥腿子想向上头反应情况，我搞你个越级上访，派人到汽车站，火车站把你抓回来。即使到了京城，也得让我去把你领回来。当时被罢到河北的元老韩琦给皇帝写信说，青苗法一施行，民怨沸腾，当官的也不看实际情况，硬要摊派。城市里面有好多小商小贩，有卖豆腐的，有卖烧饼的，根本就没有青苗，不种地，官府也硬要他们贷款，到时候收取高额利息。青苗法不符合我们的国情，所以我还是请皇帝停止施行青苗法吧。神宗听了就说，我不是明确强调不许硬性摊派吗，怎么到你们河北还搞这一套？真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青苗法还是要坚决施行下去，王安石我还要重用。谁不搞改革谁下台。正好到了这一年的十月，陈升之的母亲去世了，回家守孝。于是王安石就顺理顺章地被提拔为总理，大权在手。
--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大凡改革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通过改革有部分人得利，有部分人失去原有的利益。中国历代的改革，从商鞅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都是想通过剥夺特权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的财富和权利，以到达国家富强或平息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目的。所以无一例外的遭到特权阶级的强烈反对。1979年邓小平的改革不在此列。1979年的改革恰恰相反，是想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财富平均分配的弊端，求得社会的发展。它没有触及统治阶层的实际利益，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有的也只是姓资姓社的无关痛痒的争论，但端起碗来吃的是肉，而不再是以前的玉米糊糊的时候，谁也不出声了。历次改革有不同的情况，秦国的商鞅是个冷面铁血的家伙，凭借手中的权力，用铁腕推行他的改革。谁有不同的意见，二话不说，杀头，车裂。就这样才使得他的政策能推行下去，从而使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强国。然而贵族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千方百计地想复辟，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借口，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的罪名，把为秦国立下大功的商鞅五马分尸了。王莽也不例外，虽然贵为皇帝，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连自己的小命也没保住。张居正是凭借他曾经一直是皇帝的老师，再加上总理的身份，而且那时候皇帝根本都不露面，不和朝廷大臣见面，一切都是张居正说了算，他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就这样才能勉强推行他的一条鞭法。即使是这样，等他死了以后，反动派疯狂地反扑复辟，把给他的谥号和赏赐全都给剥夺了。王安石面临的情况也差不多，几乎是四面楚歌。现在不同于商鞅的时代了，宋朝皇帝施行的是仁政，不能和秦国的苛政相比，对于反对势力，不能随随便便地杀头，连皇帝也只能不断地把反对势力贬到地方去。实际上宋神宗还从来没有以反对新法的名义处死过一个官员。但新法的施行还得靠这些地方官，所以王安石面临的阻力之大可能出现他自己的想象。士大夫们治理国家，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标准，那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既然皇帝的利益都比不上老百姓的利益重要，士大夫们就更不能光明正大地说改革是不符合我们士大夫阶级的利益的。从政策上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旧党们就开始从道德上找新党的漏子来打击新党。传统的儒生，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最害怕被人扣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帽子，被划入小人奸党一类。对王安石的攻击就不用说了，说他沽名钓誉，说他厌古喜新。但王安石有神宗皇帝做靠山，旧党看扳不倒他，就开始把攻击目标转移到他手下的人当中去。王安石有个学生叫李定，忠心追随王安石，被提拔为纪委委员。他的生母仇氏去世了，他并没有按惯例，向上级汇报，要求回家服丧守孝。以前的官员如果父母去世了，就需要向上级报告，要求去职回家服丧，叫作“丁忧”。只有皇帝觉得你的责任重大，离开你就不行的时候，才可以要求你不必回家服丧，而是留在原有的岗位上，继续为国效力，这叫“夺情”。明朝的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就是被皇帝“夺情”，继续当他的总理。而曾国蕃则是因父亲去世从京城回家“丁忧”，才创办了他的湘军。现在李定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反而隐瞒不报，被人揭发，这可是大大的不孝，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象这样的人不应该留在朝里做官了。李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他的生母老早就改嫁了，他根本不知道谁是他的生母。旧党们可不管这些，继续把他当靶子猛烈地轰击，并举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例子，来说明朱寿昌的孝和李定的不孝。朱寿昌是个某县的县长，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后来他的母亲就改嫁了，好象改嫁还不止一次。他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到底在哪里。但他思念自己的生母，放弃县长不当了，到处去找他的母亲。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母亲到底还是被他找到了。但最后李定的事到底还是不了了之了，也没有人再追究。王安石毕竟不是圣人，虽然当时有人把他比作孔子，把他的学生吕惠卿比作颜回，王安石还是一个凡人。他的道德不是至善至美，无懈可击。说他刚愎自用，容不得不同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在陆续推行了更戌法和保甲法后，王安石于1071年也就是熙宁四年，开始了科举改革。他废除了以前必考的诗赋和贴经，以经义，论和策为主，也就是考议论文。他重新注释了>>和>，考试必须得以他的注释为准，以前儒生的注释一律作废。好象一个学阀。而且他动不动就提拔赞同新法的人，打击压制反对新法的人。地方官的奏章如果对新法不利，就扣押不上报神宗。这颇有点顺我着昌逆我者亡的味道。王安石有个儿子叫王?，和他老爹一个德性，也是才高八斗，恃才傲物，走起路来鼻孔朝天，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有一天大儒程颢到家里和王安石来商量国家大事，他也在一旁。谈着谈着他和老程的意见不合，就开始争吵，吵着吵着不过瘾，到后来甚至掳起袖子要揍老程。王安石家教不严，有其父必有其子。王安石和他的儿子性格上的缺陷成为旧党攻击新法的工具之一。文人之间的相争，往往会离开争论的正题反而转到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象王安石父子这样的人，在当时崇尚中庸的时代，绝对是另类。有些人本身其实不反对新法也会因为他们的性格和作派而转到旧党的一方。王安石可不管这些，继续他的改革。1072年熙宁五年接着再推行了方田均税法。也许是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安石要创议开边了，这本身就是神宗要改革的目的之一。于是派出三路大军，分别扫荡西北西南的羌蛮少数民族，结果是大获全胜。这在宋朝可不是件小事。宋朝和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时常有摩擦，也有过几次大战，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结局总是以钱物换和平。虽然这些部落民族的战斗力和契丹，西夏不可同日而语，但神宗还是把这当作一次伟大的胜利。大摆庆功宴，并把身上佩的玉带解下来，当面赐给王安石。这是王安石势力到达顶点的时期。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旧党是不甘心失败的，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神宗，他们甚至把皇帝的老娘高太后都请出来，要神宗慎重考虑改革的后果。首都有个守城门的小官叫郑侠的通过内线把一封信和一幅图交给了神宗。信里写的无非是些新法如何扰民的话，但这幅图却打动了神宗皇帝。图名叫做>，画的是穷苦老百姓流离失所，拖儿带女，逃荒要饭。有嚼草根的，有卖儿女的。还有身带枷锁，倒毙路旁的。而后面则是一班怒目圆睁的悍吏，做出各种凶暴的样子。总之是满目苍痍，惨不忍睹。那时候没有电视录像，图画就是最现像生动的表达方式了。神宗皇帝看了之后，只好不住地叹气，看来这新法确实得重新考虑考虑了，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那么当时的民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足不出宫的宋神宗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只能通过周围的官员来了解所谓的民情。信息论上讲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总会有噪音，有干扰，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意的。当信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信息了，而是失真了的信息。有时候失真的程度重一点，有时候轻一点而已。宋神宗只能靠这些失了真的信息，来进行判断，做出决定。从旧党那了解到的民情是失真的民情，从新党那了解的同样也是失真的民情。足不出宫怎么可能了解到民情？但即便是出了宫又能怎么样呢？总有些官员会专门挑上司喜欢的民情上报，而把上司不喜欢的民情锁在办公桌抽屉里。即使是当今的前任总理朱熔基不也被安徽一个小小的粮站站长骗得团团转，还称之为人才么。信息是任何决策的基础，许多决策的失误都是由于收集的信息不够全面，或者不够准确，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定。也活该王安石倒霉，从1073年熙宁六年秋天开始，全国一片干旱，赤地千里。当时的人都认为是政策失当，偏离了那个儒生们一生追求的道，老天要惩罚才有如此天灾。这罪魁还是王安石的改革。王安石却认为天灾是天灾，和人事没有关系。如果说他真的这么认为，那他真的是奇才，到几百年后西方新学开始传人的时候，人们才慢慢认识接受这一观点，而他当时就知道这个道理。也许他是为他的改革辩护而强词夺理呢，估计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了。神宗已经开始动摇了，再加上反对的势力一浪高过一浪，神宗终于顶不住了，把青苗免役，方田保甲都给废止了。不过很快他又后悔了，没过多久，又开始施行原来的新法。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也都疲了，虽又开始改革，但底下的人到底执行的怎么样，只有天才知道了。王安石感到心灰意冷，他于1074年熙宁七年的农历四月，回到江宁府当市长去了。但他的两个学生吕惠卿和韩绛在中央执掌大权，继续推行他的改革措施。以至当时的人称吕惠卿是护法善神，韩绛是传法沙门。没过一年，神宗皇帝又开始想念王安石了，于1075年熙宁八年二月，把他召回重新当他的总理。这时吕惠卿和王安石的政见有了分歧，王安石认为吕惠卿背叛了他，就把吕惠卿也贬去当县长去了。王安石又重掌大权。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王安石也经不起这折腾，改革的劲头也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再加上他和自己的儿子反目，儿子气得背上长了疮，竟然一命呜呼了。为什么古人都容易背上长疮而致命？前面提到的唐介也是因为背上长疮而死，明朝的徐达也是如此。史书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例子。难道古人喜欢光脊梁晒太阳而不涂放晒霜得了皮肤癌？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终于精疲力竭辞职不干了，重新回到江宁当他的市长，从此离开了权力中心。虽然还做过各种各样的高官，但那都是虚名，没有实际权力。到了1086年元佑元年逝世，终年六十六岁。当时的皇帝是神宗的儿子赵煦哲宗皇帝。王安石离开了权力中心，中央的新旧之争还在继续。新党的蔡确，王?当政。蔡王虽然是新党，还在和旧党继续对抗，但这对抗已经慢慢地变味了。不再是改革和不改革的斗争，而是两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了。只剩下神宗皇帝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继续改革。没有了王安石这样的得力干将，新法改革也只能名存实亡。神宗皇帝支撑了八，九年也顶不住了，到了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于1078年，把年号改为元丰)，也呜呼唉哉了，终年三十八岁，可谓英年早逝。神宗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时年十岁的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时的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后马上就起用司马光当总理。司马光一上台就废止新法，和王安石一个模式，把新党逐出中央，起用旧党派系的官员。八年以后，1094年是元佑八年，太皇太后也玩完了，于是十八岁的哲宗皇帝独立当政。他把年号改为绍圣，又开始起用新党章淳和吕惠卿。虽然说起用新党，但现在的新党不一定就是执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新法连王安石都没法彻底进行下去，更别说名气，才能很声望都不如他的章吕了。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皇帝也崩了。徽宗赵佶继位，他是哲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宋徽宗任用蔡京当总理，蔡京才是个真正的小人，他以新党的名义参政，看到司马光掌权又去攀附司马光，是个专事投机钻营的官场混混。他虽然也号称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但这只是宣传的幌子而已。到这个时候，王安石施行新法，进行改革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一切还是依旧如古。王安石的失败当然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基础。宋神宗和元老文彦博有这么一段对话，神宗对文彦博说，“新法施行以来，老百姓交口称颂，都说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那为什么你们还那么强烈地反对改革呢？”文彦博回答说，“皇帝，你是用小民来治理国家呢，还是用士大夫来治理国家？”这一句话就点中了神宗的命门，也一语道破了历次改革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里，如果改革触犯的是当权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改革是永远不能成功的。不要讲什么“三个代表”，也不要讲什么“天下为公”，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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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