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羽、张飞、赵云等人,“虽有万人之敌,而非权变之才”,如何正确地使用他们,有效地发挥他们的巨大能量?这就是贤相诸葛亮的职责了。在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中,刘备好比心脏,是一面旗帜;诸葛亮好比大脑,是方针大计的制定者;关羽、张飞、赵云等则如同四肢,四肢由大脑进行调控,而大脑的一切意图必须通过四肢去实施、完成。可见,一个完善的政治军事集团应该是仁君、贤相、良将的有机组合,不可或缺。小说里的诸葛亮除了身体不强壮、缺乏过人武功之外,其他方面无不出类拔萃。他做蜀汉宰相,以身作则,勤于政事,“事无大小皆是亲自从公决断”;发展农业生产,关爱百姓,打击不法行为。在他的治理下,“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蜀中“连年大熟,老幼皆鼓腹讴歌。……米满仓廒,财盈府库。”充分表现了诸葛亮善于治国的贤相宏才。诸葛亮的绝世宏才更集中表现在军事谋略上。动荡时世战争为第一要事,作为乱世贤相,诸葛亮必须首先是军师,所谓“军师”就是精通战争、擅长谋略的大师。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价历史人物诸葛亮云:“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只肯定了诸葛亮治理国家、处理政事和管理军队的才干,同时指出了他的短于军事谋略。《三国演义》舍弃了陈寿的评论,而把诸葛亮塑造成了一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天才,他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事。刘备得诸葛亮之前,20余年来常常是东躲西藏,惶惶然如漏网之鱼,可怜兮兮。而自得诸葛亮后,形势很快被扭转,遵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争荆州,夺益州,取汉中,鼎足三分,成为雄视天下的一方霸主,整个刘备集团的兴衰存亡仿佛系于诸葛亮一身。罗贯中不仅展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战略头脑,更生动地描写了诸葛亮的绝技异能。诸葛亮曾对鲁肃说:“凡为将者,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军情,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乃庸才也。”诸葛亮的确是个几乎全知全能的多面手,他年轻望微,初出茅庐,火烧博望,大败曹兵,折服了傲慢的关、张;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说孙权,激周郎,建立了抗曹联盟;草船借箭,祭东风助火攻,大破曹孟德,周瑜为之惊心;临机应变,大开四门,巧设空城计,司马懿为之惶惧;七擒孟获,恩威并举,南人不复反;六出祁山,造木牛流马,显鬼神不测之术,魏兵胆寒。总之,诸葛亮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无所不知,连敌手也无不钦服。周瑜慨叹曰:“既生瑜,而何生亮!”司马懿仰天长叹道:“吾不如孔明也!”诸葛亮称得上古代的伟大智者和全能冠军,实为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形象的创造对后世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积极的影响,明清时期许多小说和戏曲塑造了大量的军师形象,如《水浒传》中的吴用、公孙胜,《浣纱记》中的范蠡,《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西汉演义》中的张良,《东汉演义》中的严光、邓禹,《隋唐演义》中的徐懋公,《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英烈传》中的刘伯温,等等,无不套用了诸葛亮形象的智慧模式。所以,毛纶、毛宗岗评诸葛亮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忠贞不二传统儒家文化讲究道德修养,推崇忠信仁义,反对不忠不义之举。孔子云:“臣事君以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亦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所谓“天爵”就是道德品格的最高境界。《三国演义》处处显示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印痕,罗贯中显然是把蜀汉将相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作为忠臣、义士的典范来塑造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不仅以身怀绝技而闻名天下,而且以忠贞不二、义重如山的高尚品格流芳后世。赵云几经曲折终于寻找到刘备,向刘备尽吐肺腑之言:“今随皇叔,大称平生,虽肝胆涂地,无少恨矣。”从此为刘备集团忠心耿耿,义无返顾。当阳之战,刘备惨败,赵云为寻找幼主,再三身临险境,深入曹操大军之中,有人进谗言说赵云投降了曹操,刘备却对赵云之忠心坚信不疑:“子龙与吾相从患难之时，他心如铁石，岂以富贵能摇动乎?”果然，血染征袍的赵云安全找回了幼主，立下了赫赫战功。作者不禁引诗赞道:“全忠全义真堪羡，永远标题翰墨青。”关羽在下邳孤军被困，为保护刘备家小被迫降曹，但身在曹营心在汉，闻知刘备下落后便毅然抛弃富贵荣华，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兄不辞远，为的就是桃园结义，曹操不禁由衷赞赏道:“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战败失散流落古城的张飞误以为关羽不忠不义，一见关羽便挥矛相搏，并连声大骂:“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大丈夫在世，岂有事二主之礼!”当甘夫人替关羽辩解说是“出于无奈”时，张飞依旧不饶:“宁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见!”蜀汉的良将们不为富贵所动，视不忠不义、投降变节之举为可耻行为，其忠贞义烈的察赋可见。出身文士的诸葛亮更是忠贞不二的楷模。《三国演义》之《白帝城先主托孤》写刘备把恢复汉室的大业交托于诸葛亮，并对诸葛亮说:“君才胜曹巫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汉末三国时期篡夺他人政权或取而代之的现象时有发生，无沦刘备说此话是真心还是试探，但以诸葛亮的能耐和刘禅的愚笨看，诸葛亮自立为成都之主是完全可以获得成功的。然而，诸葛亮压根儿就不会存此野心，当刘备说罢，诸葛亮“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肪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诸葛亮的后半生都是为实现刘备“白帝托孤”的目标而不懈奋斗，他独力支撑蜀汉大厦，日理万机，尽心尽力。东和孙吴，解除后顾之忧;南征孟获，深人不毛之地，巩固大西南;北出祁山，攻略河、渭，志在恢复中原。终因积劳成疾，“大厦”倾塌于战斗前沿，死前依然不忘蜀国、蜀军的安危存亡，从容安排大军撤退等相关事宜后又谆谆告诫部下:“汝等文武皆尽心报国，不可负职也!”其忠心品格真是天地可鉴!罗贯中对这位伟大英雄的高尚人格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对其不幸病逝的悲剧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之情，他在小说中写道:“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又引诗歌叹曰:“羽扇纶巾扶社稷，忠肝义胆展江山。壮怀未遂身先丧，提起令人血泪斑。”语极简练朴实，却感人肺腑，正如沈伯俊先生在论述诸葛亮形象时所说:“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读来荡气回肠。”
《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中国传统文化劝人为善为忠，人民大众无不景仰忠义厚道、行善积德之人。《三国演义》是一部典型的继承传统思想的文化小说，作者精心塑造的诸葛亮等蜀汉将相正是这种自身有忠有义又劝人尽忠尽义的大德之士，所以他们的故事在古代民众的文化生活中一直被传诵不息。三、天下苍生意识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统治者的暴虐无道带来的战争杀戮，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得民不聊生，弱小的民众需要关怀、爱护，他们厌恶动荡不安而向往天下清平。为此，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苍生意识。所谓“苍生意识”，就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心系天下苍生百姓，为他们的命运着想，苍生有难，于己有责。凡乱世贤相良将无不放眼天下，忧念百姓，否则，本领再强，对君王再忠贞，也称不得真正的贤相良将，《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个高层面上来塑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形象的。小说一开始就写张飞、关羽和刘备一道决心“与国家出力”，虽然名微位贱，但依然心存天下苍生，在桃园结义之时发出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崇高誓言。赵云年少之时就表露了“匡国救民”的心志，他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欲“展经纶于天下兮”，“立功名于金石兮”，而其“展经纶”、“立功名”的动力和目的仍然是“救生灵于涂炭兮”。这些蜀汉的贤君良臣们无不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而从不在意个人的富贵享乐，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在这方面，诸葛亮和赵云表现最为突出。作为罗贯中最喜爱的英雄人物，诸葛亮和赵云的英雄品格几乎是完美的，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他们，他们也无疑是古代贤相良将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蜀汉集团里他们不仅地位高，而且深得刘备信赖，但他们从不顾念个人的荣枯得失，时刻关爱百姓和士卒，终生不求富贵享乐。但愿国泰民安。赵云奔走四方，追求的目标就是安天下、救苍生，所以，当刘备打下益州要把良田美宅“分赐诸官”时，赵云挺身而出，直谏道:“岂可求安也?……益州人民，累遭兵火，田宅皆空。今归还百姓，令安居复业，方可使出赋役，自然心服。不宜夺之为私爱也。”尽管赵云的出发点是为了有利于蜀汉集团的统治，但他认为不可忽视蜀中人民苦于兵火的现状，实属难得。诸葛亮的忧国爱民、公正无私的贤相品格，从他临终前给后主刘禅写的遗表里即可窥见一斑:“伏愿陛下清心寡欲，薄己爱民;尊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除奸谗，以厚风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先帝、陛下也。臣亮临楮不胜涕泣，激切祈恳之至。”一个手握重权的宰相竟如此廉洁，生前家无余财，死时不求照顾家小亲族，惟愿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清心寡欲，薄己爱民”，这种胸怀、境界不仅在古代社会难以望其项背，即便是在今天亦弥足珍贵。毫无疑问，强烈的天下苍生意识是贤相良将深受古今民众爱戴欢迎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四、英雄不好美色古人常言:“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最怕的是美人关，许多人往往会拜倒在石榴裙下迷色丧志，甚至弄得身败名裂。人爱美色乃自然之理，爱色但能不为美色迷惑者方为真正的英雄，这便是《三国演义》独特的英雄观。小说对好色行为均加贬斥:董卓沉迷女色，结果身首异地;吕布为女色疏离将佐，结果被级死在白门楼下;曹操宛城贪恋女色，结果弄得子、侄、爱将身亡，自己也差一点死在乱箭之下;苗泽为一女人害了姐夫全家，自己也落得被斩首的下场。许多学人指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作品宜扬陈腐的“女色祸水”论，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认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女性观毕竟有不同之处。《水浒传》为了歌颂梁山好汉真正的英雄品格，刻画了一大批一辈子不近女色甚至疾色如仇的单身硬汉，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不符合生活实际，而且作品所描写的美女几乎个个是给男人带来灾祸的祸根而受到作者的鄙夷，的确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女色祸水”论调。《三国演义》则不同，作者笔下的英雄人物没有疾色如仇的倾向，他们对待女色皆是生活中的常规心态;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指责这些女性，甚至有的美女形象具有过人的胆气和才识，还受到作者一定程度的赞颂，如貂蝉、徐氏等。罗贯中在女色问题上明显把矛头指向男性，他的基本观点是:真正干大事的英雄是不会沉溺女色的，事业的天平总是重于情感欲望，如诸葛亮、赵云等;只有那些缺乏品格修养、任意放纵情欲的人才会栽倒于石榴裙下，如吕布、董卓之流;偶尔失足而能回头改过者亦不失为英雄，如曹操、刘备等。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迷于美色而功败垂成的英雄实在不少.后世的感叹惋惜也从来不绝于耳。也许正因为此，罗贯中满怀激情地赞扬了不为女色所动的蜀汉贤相良将的气质品格美，为后世树立了真正的英雄楷模。根据《三国志》等史籍的记载，历史上的张飞、关羽并非不近女色。裴松之在《三国志·夏侯渊传》的注释中引《魏略》云:“建安五年，时(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夏侯霸的堂妹显然有几分姿色，张飞才会劫持为妻的。而按裴松之在《三国志·关羽传》中所引《蜀记》的记载，关羽的好色比张飞更显。关羽随曹操攻打下邳，听说吕布下属秦宜禄的妻子很漂亮，便一再向曹操请求把这个女人赏赐给他，曹操后来把这女人叫来一看，还真是貌若天仙，便自己留着享受了，关羽为此心里颇为不满。但到了《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对张飞的劫持少女行为只字不提，张飞俨然一个从不沾女色的铮铮铁汉。而关羽更是一个具有男人气质美、能过美人关的大英雄:曹操收降关羽后，为了笼络关羽，专门挑选了十个美女去侍侯他，关羽“将所赐美女尽送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嫂”，后来离开曹操寻找刘备时又将美女及所赐财物全部归还，充分表现了关羽不为女色而丧失节操的英雄品格。
历史人物赵云、诸葛亮不好女色于史有载，罗贯中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赵云打下桂阳后，桂阳太守赵范亲自做媒，极力劝赵云娶国色天香的樊氏，赵云坚决回绝，诸葛亮劝道:“美色，天下人爱之，公何独如此?”赵云回答说:“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政?”又说:“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在赵云的心目中，再美的女色重不过事业功名，这是何等的良将品质与境界，世上能在绝色面前毫不动心的又有几人?难怪刘备脱口赞道:“子龙乃真丈夫也!”诸葛亮的娶妻更是被传为美谈，小说之《玄德风雪访孔明》叙述刘备在卧龙冈遇黄承彦,作者用小字注介绍道:“黄承彦乃沔南名士,一见诸葛孔明而异之。后孔明要娶妻,承彦曰:‘闻君择妇,吾有一丑女,黄头而色黑,才堪相配,肯容纳乎?’孔明忻然而娶之。时人乃笑孔明,为之谚曰:‘莫学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以诸葛亮之貌、之才,娶个美丽女子为妻应该不是难事,然而,诸葛亮偏偏不顾俗人讥笑去娶个丑女,为的是什么?无非因为这个丑女德才兼备,非普通女子可比,对于其未来的事业有益。作者后来也没有忘记点明这个丑妇的作用: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让魏兵惊恐不安并大败司马懿,作者用小字注云:“人言孔明妻黄氏善会此法,故孔明学之。”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上重色轻德者多,诸葛亮以事业为重、以才德作为娶妻标准的异常之举,古往今来实属凤毛麟角。《三国演义》这种主张英雄人物淡泊美色、集中精力干事业的观念,在“贪官+情色”故事频发的当今社会里尤其具有教育意义与现实价值。总之,罗贯中为后世创造了一种几近完美的贤相良将模式:才高、志大、德优、质美。后来的通俗小说如《封神演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英烈传》、《说岳全传》等等,无不仿效《三国演义》来塑造历代将相形象,描绘出一条风格近似、相对定型的贤相良将人物画廊,这类才高、志大、德优、质美的将相形象,在古代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深受民众欢迎和喜爱,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富生命力的将相文化。王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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