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役的关键就在于诸葛亮与张颌会战谁胜谁负了．按今日理解，诸葛亮应串全军迎战张颌(《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按，在箕谷，赵云兵力实少于曹奥，诸葛亮在三郡的兵力，应多于张邰之五万人)，然而他只派马谡督前军，守住街亭，似乎要等他自己到了再与张颌会战，那么他到底有什么重要事使得自己腾不手来亲临第一线?《三国志》于此事缺载，只在《诸葛亮传》的结尾处，裴注引了《袁子》一段长文，其中有这么几句话，“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败，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然而这个说法，太不可信了．张颌攻马谡，马谡不守城，反据山，“颌断其汲道”，说明二将相拒，至少在一天之上．诸葛亮的“屯”离马谡只有数里，在张颌断马谡汲道时，不去救授，以收内外夹击之功，这算得什么“勇”?后来细绎(蜀书)，在《姜维传》里找出了点线索，“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人也……参本郡军事。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大守适出按行，维及功曹粱绪……等从行．大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却．维等觉大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巳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诸葛亮兵出祁山，三郡响应．三郡中天水居中，甫安郡在其西，安定郡在其东北．魏军若从长安发兵救三郡，应是经渭北的雍县(今陕西凤翔之研县(今陕西陇县)直趋天水．攻下天水后，安定、南安不再与蜀国接壤，会不攻而自下．果然，命张郐的五万大军从这一路采了．诸葛亮如果要巩固三郡，或者再向东进取扶风郡，便得迎上去，双方在天水郡的东境要路街亭交战．一战而蜀胜，可进取扶风郡，占住北原的陇县，不必再爬秦岭，出襄斜．深入箕谷的曹真也得自动迟军．诸葛亮可与赵云两军会师，弛聘于渭北．也可以用三郡之粮，不必造木牛洗马以运粮，设邸阁以贮粮了．魏军如一战而胜，蜀军新得的三郡不可恃，势必退回汉中。张郐欲与诸葛亮摆开阵势大战一场，诸葛亮何尝不是同一心思，否则他上的什么《出师表》说什么“奖串三军北定中原”?无奈，他遇到了一个难题，即他想不到天水太守一下子溜进上卦去了．据《姜维传》袭注引《魏略》云，“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吏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按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卦。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恐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上卦本是军事重镇，自然驻有魏的兵马。单是马遵溜进上卦，尚不足畏．碰巧郭淮这个大人物也卷入其中，守上卦以待援又是他的主意．这便不能等闲视之．而令诸葛亮烦心的还不仅此也，当时的安定郡虽说响应诸葛亮，其实也意存观望。《魏书·张既传》裴注引《魏略》云：“(游)楚……历为宰守……大和中，诸葛亮出陇右，吏民骚动．天水、南安大守各弃郡东下，楚独据陇西(安定郡)召会吏民……官：‘我为卿画一计……寇来，但可共坚守，若国家救到，寇必去……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尔乃取太守以降，未为晓也。’”后来，蜀兵攻城，楚遣人与之相约，一月之中，东方救兵不到，便投降。这就是说，除了天水郡外，安定郡也有麻烦。出了这两件事，不得不使诸葛亮重新考虑调整原来的进军计划了。
摆在诸葛亮面前的，有两策可供选择：一、仿照汉高祖明修栈遭、暗度陈仓、攻下咸阳以后，派兵把项羽封为雍王的章邯包围于废丘(今陕西兴平县)，自己串兵东略地的办法，派“员大将率兵围住上却，自身率兵“东略地”，兼迎战张邻，二、自身围攻上，派大将拒住街亭要遭，与张郐相持。等自己攻下上却来，再合兵迎战张郐．这类似今天所说的“围点打援”，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诸葛亮采取了后一办法。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所派出去“打援”的人必须是一员能击败张钾或者至少挡住张郐的大将，否则一着走错，全盘皆输．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走了失着，正如陈寿在《马良传》附弟谡传中所评论的；“亮不用旧将魏延、吴壹等为先锋”，而用“官过其实”的马谡，马谡又“违亮节度”，导致大败。筹备了好几年，一出兵先声夺人，使魏国“关中响震、朝臣未知计之所出”的太好形势，便一下子断送了．诸葛亮自贬表说“咎皆在臣投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虽然检讨得洞中要害，然而损失已经造成，再也无法弥补。说诸葛亮因为围上卦而不能身拒张郐，有没有旁证呢?有的．“郭冲五事”经过裴松之的批驳，似乎全属妄说了。其实，其中不无可取之处．其“四事”云：“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陇西就是安定郡．天水郡当时治所在冀县，既然“拔冀城”了，怎么还“围天水”呢?原来所围的乃是郭淮、马遵临时据守的上卦，围上卦的自然是诸葛亮了。上卦在冀县东南，即今之天水市，是战略要冲，不拿下来就不能放胆东进。今天，评论诸葛亮初出祁山战略思想的得与失很容易了，譬如说如果诸葛亮派一员大将(魏延最合适，他曾对刘备说：“魏军偏将十万之众至臣请为大王吞之．”蜀建兴八年，他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合兵与他战于阳漠，被他杀得大败，可见郭淮不是他的对手)围上卦，自身迎敌张钟，张郐虽是曹操五大名将之一，却是敌不住诸葛亮的．证据是：一、街亭之战，王子在马谡败后“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郐不敢攻他．二、建兴九年，诸葛亮围祁山，王平守南围，司马懿攻亮，令张郐攻王平，“平坚守不动，郐不能克．”亮粮尽退兵，“与魏将张郐交战，射杀郐”（诸葛亮传）。但是这种评论，乃是人们说的，“事后诸葛亮”，不足为凭，要问诸葛亮为何不采用这个方案，得从诸葛亮的战略和战术思想方面去找原因．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安从坦遭，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魏延传》袭注引《魏略》)。他的战术思想，是依靠先进的武器及阵图，作出不可胜之势，即《孙于兵法·形篇》所说的：“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诸葛亮传》中，陈寿说：“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衍兵法，作八阵田，咸得其要云”．八阵田到底是什么样子?阵田既以将士为主排成，就排除了《三国演义》中陆逊入阵后“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柑似剑……急欲回时，无路可出”的神秘色彩，而是一种各兵种各在不同位置，互相掩护，互相配合，而特别可使连弩充分发挥作用、攻守咸宜的战斗队形(记得谭良啸先生对此有精譬论述，惜忘其论文之名，无从参阅)．《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孙子曰：‘疾利者，所以当沟池也(巧得很，沔县定军山曾发现三国诸葛亮所用的军用铁蒺藜)．车者，所以当垒，所以当堞也．盾者，所以当卑也．长兵次之，所以救其廪也．似次之者，所以为长兵也．矩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徽其衰也．弩次之者，所以当投机也．”’这是战国时营垒(也可用于山地阵田”，增损交革设伏)的战具武嚣配备的一套方案．诸葛亮既然“推演兵法，作八，师其精神，兼用于进攻，大约经过实验效果很好，因此，他令马谩等率领“戎阵整齐”的部下拒张邰，料想至少凭借八阵田，双方会相持不下，自己攻下上却，再进兵攻张郐，仍然是“十全必克”。他这种战术思想是服从他的战略思想的．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这种阵田用于野战，用于防守，堪称无懈可击。在这样十全必克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下，诸葛亮可说是“算无遭策”了，偏偏马谡不听他话，自作主张，把宜于野战的八阵图放到了山上，一下子打乱了全局．
说来，诸葛亮自己串兵迎击张郐的选择，由于背后有个郭淮，是冒一点险，但用兵之道，出奇致胜者多，冒险有时却能捕捉到战机。“诸葛一生惟谨慎”，“十全必克”的指导思想就是谨慎，而谨慎又往往使得可以致胜的战机白白逝去．陈寿所说的“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二、强飞与曹、刘汉中之战自建安23年至24年进行的汉中争夺战，是曹操、刘备之间徐州、赤壁之战后一次大的较量．在曹操，是防守的一面，终于失败了，折了大将夏侯渊，失了“弃之可惜，食之无所得”(杨修语)的汉中周围一大片土地，但是没有大伤元气，因为曹操亲自接引出来(史称引出或拔出)在汉中与刘备相拒的张郐军，免致邻全军覆没．在刘备，则是有关事业安危的一战，非全力以争汉中不可，建安20年黄权就对刘备说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战略设想，其前提当然是要先取汉中的．因此，在双方处于胶著状态时，诸葛亮采用了杨洪的建议，使蜀中男子为兵，女子运粮，尽全力支援刘备．而在与夏侯渊、张郐交战中，刘备咄咄逼人，一直取攻势．待到杀了夏侯渊，占领了各处要害后，曹操才从褒斜路来到，已经没有供应军粮的后方．刘备反客为主，胜算在握了，便采取守势，曹操“积月不拔，亡者日多”，终于被挤出了汉中．这场战争，双方相持了很长的时间。《三国志》记时间有时很粗略，往往只纪年，不写事情发生在哪一月．今据《魏武帝纪》、《蜀后主传》及有关人员传，参考《资治通鉴》，可以大体上知道，建安22年冬季，刘备出兵占阳平关，与夏侯渊、张郐相持，建安24年5月，曹操退出汉中．战争一共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不过，还有一个双方争夺川北的前奏曲，也应该算上。建安20年3月，曹操亲临汉中征张鲁，七月，得汉中，十一月，张鲁自巴中来降．当时，谋士刘呻劝曹操乘刘备初得蜀，立足未稳，发兵进攻(见《刘衅传》)，曹操不允许。因为他攻张鲁时，惮于阳平关的天险，已经决定退兵．阴错阳差地侥幸得了汉中（2)，不愿意再爬巴山攻蜀了，但是他却派出大将张邻入蜀，一直打到宕渠(今四川渠县东)。蜀将张飞与张郐鏖战五十余日，终于把他打得率领几十人爬山而逃，退回汉中。这算是汉中之战的前奏曲。因此，法正劝刘备取汉中时说；“今策渊、郐才略，不胜国之将帅。”刘备出兵进据阳平关的同时，派了将军吴兰、雷铜屯兵下辨。下辨，据《资治通鉴》卷68胡注引李贤的话说即唐代的成州同谷县(今甘肃成县附近)[3L刘备屯兵下辨，目的是掩护全军的左翼，并无进攻魏武都之意(武都郡治就在下辨，但下辨西又有武都县)。曹操却不得不防，派了大将曹洪去防守．据《魏武帝纪)：“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张飞、马超什么时候也到下辨去的?《三国志》本身记载就互相矛盾，《蜀先主传》说：“23年，先主宰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深入武都，皆为曹公所没．未提张飞、马超。《魏武帝纪》于建安22年冬条下记曰：“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辨，遭曹洪拒之．”好像是张飞、马超与吴兰同时到下辨．而《曹休传》却说：“刘备遣将吴兰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为骑都尉，参洪军事……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休曰：‘赋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破兰，兰破则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变成了曹洪先围吴兰，刘备才派张飞去救，兵马未到齐，曹洪先击败吴兰．张飞根本来到下辨，只好从固山退兵。更奇怪的是未提到马超的兵马．按，就在攻下汉中的建安21年秋，蜀群臣上刘备为汉中王，向汉献帝进表时，领衔的是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张飞列名第七，如果马、张同时救下辨，张飞不可能统率马超．在几处不同的记载中，我以为《曹休传》得其实。
只是张飞、马超是否因救吴兰不得面退回汉中了呢?似乎未必姑。首先，《魏武帝纪》记张飞、马超走汉中为建安23年3月事．此时刘备刚进入阳平关．汉中、兴势、定军山均在夏侯渊手中，他二人怎能退回汉中?其次，他二人无论怎么说总是刘备手下大将，以后相持年余的汉中之战却只知黄忠、赵云、陈式、高详等与渊、合、徐晃等对垒，未见二人兵马。如果他二人巳退回汉中，却到哪里去了?宕渠之战，张飞一部即战退张郐入蜀之师，怎么汉中之战却毫无战功?其实，这又是《三国志》失记．当时，刘备据阳平关，其右翼，自今陕西宁强以南便是大巴山，不怕魏军由此进攻．左翼却是魏的武都，吴兰据下辨，便是怕魏由此方夹击．曹洪杀吴兰后，这一方面威胁更大．所以我以为吴兰死后，张飞并非退回汉中，而是略为后擞，以待本部兵马到齐．刘备又派马超宰兵相助．二将不但再次进兵下辨，而且可能重占下辨，进一步围曹洪于武都县．证据是《曹真传》，“以偏军击刘备别将(应指吴兰成雷铜)，破之．从至长安，领中领军……太祖自至汉中，拔出诸军。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还屯陈仓．”曹操的“拔出诸军”，前面说过，即接应张郐、郭淮的军队撤离汉中．而曹真的兵马去武都“迎”曹洪，也是接应他突围而巳．故知曹洪已自下辨退至武都，并被张飞、马超所围困，需要曹操派一支兵马接应才能安全撤出。他一撤退，下辨，武都便为蜀军占领．令人不解的是，《三国志》曹洪、张飞、马超三人本传都不提下辨之战，只在(武帝纪》、《先主传》略提一笔，也是有头无尾。《三国志》对曹操、司马懿方面的败仗，往往大败小写，小败不写。即如曹洪在武都，仿佛他打败了吴兰后自动从下辨遭到武都，在夏侯渊被杀后仍按兵不动，不去支援张饵一样，其实他也正在自顾不暇．因此，张飞、马超在曹、刘汉中之战一役中，井非碌碌无为，而是独当一面、立有战功的。曹操亲自入汉中引出张郐诸军之时，也估计到武都未必守褥住．《魏书·张既传》云：“太祖将拔(指撤出)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遏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共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出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就是这个雍州刺史张既也参加了破吴兰于下辨的战役．吴兰是被曹洪、曹真、张既三支兵马打败的，可见下之战曹刘双方均枚重视，而且是以曹方最终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徙氐五万余落”，数字有些夸大。刘备争汉中，不用张飞而用黄忠于主战场，似乎其中也有隐。夏侯渊传》裴注引《略》云“霸(夏侯渊的次子)字仲权．渊为蜀所害，故霸常切齿，欲有报蜀意……时征西夏侯玄，于霸为从子，而玄于曹爽为外弟．及司马宣王诛曹爽，进召玄，玄来东。必转相及……故遂奔蜀，甫趋阴平面失遭……蜀闻之，乃使人迎霸。建安1年，时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檀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产息女，为刘禅皇后(长女死，次女继为皇后)，故渊之初亡，飞妻请而莽之．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子以示；‘此夏侯氏(张飞之妻)之甥也．’厚加爵宠．”据此而推测，可能刘备有意不与夏侯渊对阵．同样，马超援下辨时，曹操即把张既从下辨调回，避免他与马超对，也有原因。因为当年就是张既把马腾(马超父)哄到曹操处，后被曹操杀死，又随曹操大破马超于华阴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曹操怕张既不是马超的对手。
5、魏，肇维、邓艾之用奇有章有不幸魏延出于午谷以奇袭长安之计不被诸葛亮采用，有人至今为之惋惜．倘用其计，成功的成份有多大，只聚讼不已．其实，这种奇计能否成功，交数大大，事先谁也无法预料．下面举出类似的两个例子，作比较研究。姜维与邓艾，才略相当，邓艾出阴的成功，近于”卫膏不败由天幸“，姜维出骆谷之徒劳，近于“李广无功缘效奇”．《姜维传》：“(延熙)20年(魏甘露2年，公元257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渭南，分关中兵东下．维欲乘虚向秦川，复串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维前往芒水，皆倚山为营．望、艾傍渭坚围，维数下挑战，望、艾不应．景耀元年(公元258年）维闻诞战败，乃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姜维继承了诸葛亮北伐的遭志，但他争夺的地区，不寓今之甘肃南部一带．其厚因，《姜维传》是这样说的：“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文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这话大体上是对的，可也不尽然．即如这次出骆谷，便是一次虽冒险而颇有出奇制胜味道的行动．诸葛诞反于淮南寿春，敛淮南及淮北屯口四十余万官兵，又杀了扬州刺史乐淋，得其兵丁四五万人．联合东吴，吴派三万兵马相助，反对有代魏之心的司马昭．声势浩大，司马昭不敢等闲视之，集中兵马二十六万去征讨，抽动了原驻守关中的兵马．姜维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次出兵关中(当然，以前他曾随诸葛亮出斜谷打到渭滨)．他比当年的诸葛亮更大胆，不走褒斜遭而出骆谷．原来，长安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一线之甫，东西横亘终甫、大白、秦岭山脉，通往汉中的有三条路，西面的一条是褒斜路南起褒中，北出五丈原稍西的斜谷口，这是建兴12年(234)诸葛亮北伐采取的路线．好处是大部分在蜀境内，有转运存粮的邸阁，一出斜谷，就到渭滨．缺点是出口五丈原距离长安大远，难收奇袭之效，五丈厚易守，但难于向东开拓．东面的一条即子午路。南起魏兴郡的安阳(今陕西石泉县附近)以北．北口在长安南数十里杜曲附近．循此路进攻，好处是谷长660里，荒僻少人烟，一出北口就到长安附近，易收奇袭之效．缺点是从甫口到北口全在魏国境内，恐怕未入谷口即会被魏人发现，奇袭不成。加以谷内道路板险，是西汉平帝元年(公元5年)才开通的一条路．从蜀地出发，以军人负粮而行，不够路上吃的，车马运粮，谷遭难行，又有被魏军截断后路之虑．走此路。冒险太大，故诸葛亮不同意魏延出于午谷之计。中间的一条即骆谷路。其南口在今陕西洋县北(汉属成固县)，北口约在今周至县甫．共南口当时属蜀，骆谷又较褒斜、子午两路为短(《资治通鉴》卷77，胡三省注曰：“余按骆谷在今洋州真符县，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盘”)，出谷北口，循芒水可达渭水，距离长安较近，走此路较东西两路害少而利多．姜维这次出兵骆谷，时机和路线选择得都较好，见出他的军事才能．
一开始是顺利的，姜维的数万兵马到了沈岭，沈岭是终南山的一岭(在佛坪县西北)，已是山的北坡，越过了险遭．再往北一点就是长城(紧靠骆水，在今周至县西南)，这里魏国屯粮很多面守兵较少，听说蜀兵将至，很是惊惶．以后呢，《三国志》记载含糊的毛病又来了。它记述魏大将司马望与邓艾陆续来到，在长城坚壁而守，姜维前进到了芒水(又称黑水，在周至县东南北流入渭水）（4）双方倚山为营，维兵多次下山姚战，望、艾不应战．到了第二年诸葛诞失败，姜维才退回成都云云．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司马望、邓艾似乎师司马懿困诸葛亮故智，坚守不战，坐等姜维粮尽自退。可是诸葛诞到了次年二月才失败，维在敌境居然支持了一个冬天，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粮食?邓艾是姜维的劲敌，他与魏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军事的司马望连兵，不乘维无后方作战时一举将他击溃，维退兵时又不敢追．这些，颇令人田惑不解．查一下《晋书》略窥一点消息．《义阳成王(司马)望传》云：“先是蜀将姜维屡寇关及望至，广设方略，维不得为寇，关中赖之，进封顺阳侯．”应该是姜维取了长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粮食后，进据芒水(在长城正东方，往北不远即是周至)．司马望、邓艾一自长安，一自陇右，才陆续赶来，虽重新占有长城，与姜维对峙，姜维有了粮食，故能坚持到了第二年。姜维此次出兵，虽未能收奇袭长安之效，但一度震撼了关中，又安全撤退．所以回到成都，又从被贬的后将军，恢复到大将军的官位。邓艾的偷度阴平，收平蜀之功，其本传大体记载得正确，“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阉．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叠至江由[5]，蜀守将马邈降。但是，邓艾冒了多大的险，还没有完全写出来．裴注引(袁于)对当时的形势，从宏观方面描述了一下：“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钟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虽然是事后的一种推理，当时确有向这条路发展的可能．邓艾的运气好，他头一个遇到了无能的马邈．第二个遇到了不懂得坚守涪城而一味拚命的诸葛瞻．第三个遇到了敌来到而先投降的刘禅(刘禅派去送降书的人和邓艾相遇于今之四川广汉)，否则三人中有一个坚守一两个月的，邓艾连退路都没有了．马邈投降与诸葛瞻、刘禅的不坚守，在事态发展中本来都是变数，邓艾在偷度阴平景谷[6]时未必预料得到。因此，有人评论他是“行险以侥幸。”但是，他不顾一切的勇气是值得佩服的，
这样，据姜维出骆谷、邓艾出阴平一败一成的例子，就可以评论一下魏延出于午谷之策是正确的成不正确的了，窃以为，魏延倘欲成功，决定于三点：一是原定的“五千精兵、五千负粮”的计划不现实，负艘的兵应更多一些，否则，自敌境的于午谷甫口，经660里的山间险僻之路，不等出北口，粮仑便不够了．二是当时守长安的夏侯懋是司马望式的人物呢，还是马邈式的人物?这是个变数，没有另一种思想准备面以为辩“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大守耳”，长安可闻风而下，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三是魏延以为诸葛亮同时出斜谷，二十余日可达长安．也是以假定魏军沿途没有守军阻截为前提．这又是一个变数，难以预料，观建兴六年诸葛亮出祁山，命赵云据箕谷为疑军，曹真的大军很快到了箕谷，与之对峙．他是从哪里来的?肯定是从关东赶来，利用关中各地驻军以御蜀兵(《魏书·明帝》记：“遣大将军都督关右，并进兵”可证)，而且来势很快．长安及以西的扶风、武功、辟国、陈仓应当平时即驻有防蜀军队的。三点当中的两个变数不能逆料，后人议论出于午谷之策可行戊不可行，大有纸上谈兵之嫌．鉴于至今学术界对魏延出于午谷的设想尚争论不休，爰提出姜维出骆谷、邓艾出阴平两事以为参照．王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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