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经守辽东疆土者有“三杰”，依次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然而，这三人均受到排挤打压，甚至死于非命，其中以熊廷弼为最早，其经守辽东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评价。但是，如此忠诚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场呢?

　　党争的牺牲品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擢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47万大军惨败，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党争之害。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相利用。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

　　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到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形成了直接对抗。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所谓的“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都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埋下了祸根。

　　据《明史》记载：“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明史》评价曰：“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而握有实权的王化贞却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明史》中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

　　应该说，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下令处置败军之将，《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决议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要四万两。但熊廷弼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便指使人诬陷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于是“帝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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