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诗文主张有三。其一：反对拟古文风。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指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钟惺《诗归序》）。他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其二: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或"灵心")。这种"性灵"或"灵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即要在古人诗词的精神中去寻求性灵。但是，他认为这种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其三：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钟惺认为公安派末端文风"里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但他却走入了另一形式主义极端，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造成一种艰涩隐晦的风格，以致有些诗句语意不畅，令人费解,如"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昼泊》）等。钟、谭以这种主张为标准评选《诗归》。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总之，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禁书，诋毁排击甚烈。
钟惺著作有《隐秀轩集》，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35卷。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诗经图史合考》20卷,《毛诗解》（无卷数）,《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钟惺与谭元春合编《诗归》51卷,其中古诗15卷,唐诗36卷。又有《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等。又与谭元春合编《明诗归》10卷,补遗1卷；合评《诗删》10卷。此外尚有署名钟惺评点、批注演义小说，一般认为多系别人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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