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诸葛亮真的短于用兵，不善于打仗，那么南征时怎能一战直捣夷王高定的巢穴，俘获高定妻子，二战歼灭叛军，阵斩高定首级，收复越西郡？怎能对叛酋孟获“七纵七擒”，使其心悦诚服，真心归顺？怎能用不足半年的时间平定倡乱达二、三年的南中叛乱？而同期孙吴对山越的剿歼长达十多年。第四次北伐，又怎样不但能使“用兵如神，所向无敌”的三国一流军事统帅司马懿在将士准备充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情况下吃了大败仗，而且使“名著关右”、“自诸葛亮皆惮之”魏国名将张合阝因司马懿的错误指挥白白地送了命。最后一次北伐又怎能使“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的司马懿手握两倍于蜀军的20万精兵，在关中家门中眼看着蜀军到来而不敢战，身受巾帼之辱；蜀军走又不敢追，生怕再吃败仗，留下“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千古笑料。既然被称为“每与大谋，辄有奇策”，“用兵如神，所向无敌”的三国一流军事家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又怎能说诸葛亮“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呢？西汉天才的文学家、政论家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是这样论述战国时期九国联军伐秦的：……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惜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纵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偿，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纵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势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当然，贾谊之说不免有点夸张，但联军大败确是事实。再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众伐秦，楚王为纵长；春申君用事，取寿陵，至函谷，秦师出，五国之师皆败走。战国时诸侯国合纵伐秦与诸葛亮伐魏的情况相似。诸侯联军通过崤山（函谷关东边）攻打函谷关。崤、函之险远不如蜀道；秦国国力，亦弱于曹魏。诸侯联军以十倍之地为后盾，以百万之师出击攻打一秦，其结果不是“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就是“五国之师，皆败走”。而“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黄）河、洛（河）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尽管诸侯国伐秦以失败而告终，最终难免被秦国一一吃掉，但乐毅、孙膑、吴起、田忌、廉颇、赵奢等人仍以著名军事家名垂青史，光耀千古；那么，相比之下，孔明以“一州之土”伐“十倍之地”，竟能“自来自去”，怎能说他“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呢？
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评价曹操说：太祖（曹操被尊为太祖武皇帝）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赅韩（信）、白（起）之奇策，官方授财，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但是，当时的吴国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在所谓的诸葛亮《后出师表》中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渊）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是说曹操的智慧和计谋特别高超于人，他用兵作战，好象被尊为兵圣的孙膑和吴起，然而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在南阳宛城被张绣用计打败，自己身受箭伤，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阵亡，勇将典韦为掩护他突围而战死。此即是“困于南阳”。所谓“险于乌巢”是指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与袁绍决战，相持一个多月，不分高下。袁军众多，曹军寡少，再加上军粮告罄。曹操如热锅蚂蚁，打算退军，后意外的得到袁绍谋士许攸来投奔。许攸献出袁军的重要机密，曹操遂用其计袭烧袁军屯粮重地乌巢（今河南延津县东），才转危为安。要不是天助曹操一臂之力，曹操将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所谓“危于祁连”，是指曹操于建安十年在祁山（上文“祁连”为误，可能是祁山，但不是甘肃之祁山，应是在今河北县磁县附近）围攻袁绍小子袁尚，几乎被袁尚部将审配的伏兵射中。所谓“逼于黎阳”是指袁绍兵败官渡后于建安七年五月吐血而死，长子袁谭和小子袁尚化悲痛为力量，固守黎阳（今河南浚县），曹操进兵讨伐，相持半年也未攻下。所谓“几败北山”，是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亲统十万大军从长安取褒斜道同刘备争夺汉中，运粮于阳平关（今勉县5公里处老城镇）。刘备据险守固，拒不出战，以逸待劳，以近待远。相持有余，曹操疲劳不堪，“亡者日多”。曹操战守无策，计穷智尽，无可奈何，被迫放弃他比之为“鸡肋”的汉中要地，拨军退回长安。所谓“殆死潼关”，是指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战于潼关。在渡黄河时，马超引兵追袭，箭如雨下，曹操几乎被射死，只得割须弃袍而伪装逃命。所谓“五攻昌霸不下”，是指建安四年，曹操部将昌霸叛投刘备，曹操出兵讨伐，五次也未攻下。所谓“四越巢湖不成”，是指建安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公元208—217年）十年间，曹操以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为大本营，与据巢湖（今安徽巢县南）的孙权经历了四次重大战役。孙权末攻下魏国军事重镇合肥，曹操也始终未能越过巢湖。所谓“任李服图之”，是指曹操曾任用过王子服（李服可能是王子服的误写），但在建安四年，王子服与大将董承等人受汉献帝密诏，密谋诛除曹操，但因事泄反被曹操所杀。所谓“委夏侯而夏侯败亡”，是指曹操于建安二十年从张鲁手中夺得汉中后，委任他的连襟兄弟夏侯渊督张合阝镇守。夏侯渊虽有“虎步关右，所向无前”的威名，但实质上是个勇多谋少的武夫。“刘备惧（张）合阝而易（夏侯）渊”，建安二十四年春，刘备从阳平关南渡过汉水攻夺汉中，大败张合阝。汉中主帅夏侯渊前往救援，来势凶猛。刘备避其锋芒，据险守固，以逸待劳，等待夏侯渊志懈兵疲后，命老将黄忠一战击垮曹军，阵斩夏侯渊和曹操设置的益州刺史赵禺页。及至黄忠杀了夏侯渊，刘备感叹曹操说：“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可见，连敌对一方的刘备也明显地看出夏侯渊的不足，而曹操却委以镇守益州门户汉中的重任。这不能不说是曹操以亲见任，用人不当的失策。
曹操的失误、失策、失利和失败远不止于上述这些。他曾在公元194年中了吕布授意下的濮阳（今河南濮阳市）大姓田氏的反间计，领兵冒冒失失地冲入濮阳城，结果陷入重围，被吕布杀了个大败。将士自相践踏，死伤狼籍。自己也烧伤了左手，坠马于地，只得换下士兵的头盔混入乱兵中逃命。幸亏抓住他的吕布兵因不认识又放了，否则，历史上“曹操白门楼擒杀吕布”的事就要反写。他还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不听谋士程昱的劝告，放纵了无路可走而投靠他“勉从虎穴暂栖身”的“天下英雄”刘备，贻下了后来与他三分天下的大患。他又在建安十三年以貌取人，怠慢了益州牧刘璋派来向他臣服的身材短小、其貌不扬的特使张松，致使张松愤而转向刘备，为刘备进取益州做了内应，使刘备后来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一“天府之国”，与他抗衡了几十年，使他独霸天下的美梦化成泡影。曹操的最大失误是他统一北方、兵不血刃占据荆州后，被来得太快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踌躇满志，骄矜自得。既不理高参程昱提醒的警惕孙、刘联合的可能性，又不听谋士贾诩谏他的守土安民的长远策略，而是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在主观上又抛开了自己的长处，“舍鞍马，仗舟楫”，贸然南下，与孙、刘久经战阵的水军硬拼，结果初一交锋就告败，继而又冲以黄盖的假降计，以自己20万大军被孙、刘5万联军大败于赤壁，自己只得弃甲丢盔，带着残兵败将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狼狈逃命。要是刘备和诸葛亮部署的追军早到一步，恐怕要去见阎王了。这是曹操一生中最惨败的一次。曹操因骄傲轻敌赤壁大败、逃回北方后，刘备趁机夺得了荆州大片土地，不久又占领益州。孙权在长江中下游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就此评论说：“昔齐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矜而天下三分。皆勤于数十年而弃之于府仰之顷，岂不惜乎！”既然被称为“明略最优”、“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曹操在一生大小五十余次的征战中成功固然居多，但也难免上述多次失误和失败，那么，怎能以诸葛亮因误用了一次马谡，失了街亭，以弱小的蜀汉越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五伐强大的曹魏不成，就肯定地下结论他“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呢？其实，诸葛亮的北伐，是封建国家之间的兼并战争。秦以前的战国期间是这样，汉以后的三国时期更是如此。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当时鼎立的三国“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11）。因而互相攻伐的战争经常发生。据史籍所载：曹操就曾5次战伐吴，曹丕也有4次；孙权竟有11次伐魏，魏也有3次伐蜀；诸葛亮有5次伐魏，继诸葛亮之后姜维又有九攻（魏）中原之举。这样从全局来看，如果陈寿以诸葛亮5次伐魏没有成功，就说他“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那么曹操的5次伐吴，孙权的11次伐魏也可没有成功，而他评价曹操的“赅韩，白之奇策”及“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和“孙权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12）又做何种解释呢？
再拿曹操得失汉中的事实来说。曹操从张鲁手中夺得汉中，不久又失给刘备。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凭借富饶广阔的关中为基地，不仅使汉中得而复失，而且还赔折了大将夏侯渊和益州刺史赵禺页；即使他本人亲统多于蜀军的十万之众弛救，刘备听到后反满怀信心地说：“曹公虽来，无能也，我必有汉川矣”。曹操在刘备的困逼下只撑挡了月余，就落了个士卒逃亡，守战无策，尴尬退兵的结局。而诸葛亮仅凭小小的汉中为基地，以十万之众与手握20万精兵的司马懿在关中周旋了百余日，不但军心稳固，纪律严明，而且与当地百姓相处和睦，更无战场惨败和战士大量阵亡的事件。就是诸葛亮殉身前线，面临大敌的蜀军失去元帅，魏延趁机发动兵变，也无碍大局，10万蜀军还是坦然班师到汉中。司马懿领兵追击，也只能望尘莫及。有人把司马懿的“坚壁自守，以逸待劳”认为是他的高明，其实这只是一般的军事知识。一位统兵大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当初刘备在汉中，不是就用这一手挫败了夏侯渊和曹操吗？曹操的智略，远在刘备之上，他以多于蜀军的10万之众，连区区之汉中也守不住，由此推论，诸葛亮用10万蜀军没有从手握20万精兵的司马懿手中夺得八百里关中，也是很正常的，既不是军事失利，也不能由此认为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陈寿这样评价诸葛亮，大概可能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了敷衍武帝司马炎。诸葛亮北伐有2次与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对阵。著名史学家、四川联合大学教授缪钺先生在他主编的《三国志选注•前言》和岳麓书社出版的《三国志•前言》中均说：陈寿以蜀臣仕晋，“当然不便也不敢揭发批评司马氏，甚至要为他们粉饰；况且陈寿记述魏、晋之际的政事，多是沿用王沉《魏书》，而王沉是司马氏之党，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而陈寿也难以多做改动”。南宋著名学者赵翼在《廿二史礼记》卷6《三国志多回护》举出许多例证，譬如齐王曹芳（魏明帝曹睿养子）被废，是司马懿之子司马师的主张，事前郭太后〔明帝宠妃，后被立为皇后〕并不知道，而《齐王芳纪》反载郭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示其当被废；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14）。不再“坐受废辱”（15），遂率兵亲讨司马昭，为司马昭的爪牙成济所杀。《汉晋春秋》和《魏晋春秋》对此事均有明确记载。但陈寿在《魏书•高贵乡公纪》中只写道：“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杀之迹，而反载郭太后之令，把高贵乡公维护曹氏政权的正义行动说成“悖逆不道”，是“自陷大祸”，“宜以民礼葬之”；叙述魏、蜀之间的战争，也常是讳败夸胜，言过其实。由赵翼所举的例证可以看出，陈寿在书中时有曲笔，为西晋统治者隐恶扬善，多所回护是明显的。大概是“奴为主言，历代皆然”。不过，陈寿在批评诸葛亮时，也强调了不少客观条件。一则说因为“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是说诸葛亮对手强硬，是堪称“人杰”的魏国名将曹真和三国一流军事家、谋略家司马懿，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故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又说“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耶”。是说蜀汉人才危机，没有象王子城父、韩信这样堪称一世，能统一天下的名将，使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大义”不能伸张。所谓“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是把天下久分必合，重归统一，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宿命化。此说虽属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倒也合乎事实，能使人信服。
二是陈寿由于多种原因，缺乏或忽视对三国鼎立的局势和诸葛亮的才能以及北代过程全面而科学的分析，因而也难免得出不公允的结论。裴松之在上给宋文帝的《三国注表》中对《三国志》有这么一句评语：“失之于略，时有所脱漏”。这一名评价得到古今一致的肯定。例如，张仲景和华佗都是汉末三国之际的杰出医学家，陈寿为华佗立传而忽略了张仲景。又如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巧”（16），堪称卓越的发明家和工程师，陈寿也未给立传。至于桓范、何晏都是魏、晋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前者为大司农，后者为尚书，按二人的才能和地位，完全可值得立专传，而陈寿也未立。大概因为桓、何二人是曹氏的亲信，司马氏的敌党。曹氏与司马氏争夺政权，桓、何二人失败被杀。司马氏代曹魏为晋，陈寿有所顾忌，故而略之，还有，对于少数民族，陈寿只给北方的鲜卑，东北的乌丸，东夷作了专传，对西方和西域诸国均未立专篇。至于孙吴境内的山越，蜀汉境内的南中少数民族，活动频繁，事迹颇多，影响很大，本应值得专篇记述，陈寿也未立专篇。而对魏国的奸邪之辈孙资和刘放，陈寿不但为二人作佳传，而且大唱赞歌。这是因为孙、刘二人在司马氏专权这件事上有意迎合，司马氏感激他们的功绩，陈寿也随波逐流。还有对“才非拨萃，行不逸群”，不当立传的蜀人许慈却立了专传。上述事实说明，《三国志》的疏漏和偏差确实不少。由陈寿在记史时有那么多疏漏和偏差，可以推论，他对三国人物的评论也难免全部公允。譬如，诸葛亮对姜维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他给张裔、蒋琬的推荐信中说：“姜伯约（姜维字）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7）又称赞道：“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义，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8）。姜维随诸葛亮出征，迅速升任为中监军、征军将军。诸葛亮逝世后，姜维在关键时刻被起用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帅诸军。从《三国志•蜀志•姜维传》中可直接查出，姜维亲自挂帅的战役有10次，即1次评叛，9次中伐。其中3次大胜，2次小胜，2次平局，3次大败。而三败中有两次姜维不能负完全责任，一次是延熙19年（公元256年），“姜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胡）济失誓不至，故（姜）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裔，死者甚众”（19）。可见，这次大败的主要原因是胡济失信没有配合所致。另一次是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姜维在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上表后主刘禅曰：“闻仲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宁强县西北宝成铁路阳平关火车站一带）、阳平（今甘肃文县境内白水江与白龙江汇合处）桥头以防未然”（20）。但当时深得刘禅宠爱、左右朝政的宦官“（黄）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21）。等到魏将钟会、诸葛绪、邓艾三路大军分东、中、西齐头并进时，已为时晚了。后主派廖化率军北上沓中援助姜维。廖化军到阴平，探知魏国中路军诸葛绪兵向建威，准备南下截断姜维的退路以及和汉中的联系，廖化于是守住阴平侯敌。月余，沓中“（姜）维为邓艾所摧，还住阴平”（22）与此同时，魏国东路军钟会已占领汉中大部分，准备从阳平关南下，而后主派去增援阳平关的张翼、董劂军才到汉寿（今四川平广元市西南）。姜维闻汉中和阳平关俱失，大惊，当即立断放弃阴平，率廖化与张翼、董劂会师，驰援剑阁（即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剑门乡），截住魏军南下。而这时魏国西路军邓艾避实就虚，由阴平渡险，从剑阁西百余里的江油关（今四川平县东南南霸〔坝〕）南下，取涪城（今四川绵阳市）、破绵竹（今四川德阳市黄许镇）直逼成都，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市北五里巷）接到刘禅的请降书。可见，这次防御失利导致蜀汉迅速灭亡，姜维固然有缺乏战略头脑、布防不周的重大责任，但首要的责任应当由后主刘禅和宦官黄皓负责。
姜维在北伐时忠实地继承了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始终执行诸葛亮“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利用自己羌族血统的身份，竭力争取、笼络、团结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欲形成“诱诸羌、胡以为羽翼”（28）牵制魏军的局面，避免了被魏军迂回包围的危险，出征而无后顾之忧，基本结决了诸葛亮当时没有解决的困难。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出骆谷（陕西周至县西南）北伐，迫使魏国大将司马望和邓艾不得不“皆军于长城”（24）抵御蜀军。《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也载，当时邓艾“拒姜维于长城”。据陕西省渭南地区1980年文物普查发现，战国时代魏国西长城的遗址，应南起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向北过渭水，经大荔、薄城、白水、澄城、合阳及韩城诸县、市，到黄河西岸边。（25）除此之外，关中再无其它长城遗址发现。那么，《三国志•邓姜传•姜维传》中司马望、邓艾抵御姜维的“长城”，应是战国时魏国的西长城，这与文献的纪载是相吻合的。薄城县城北也曾出土过镌有蜀汉“延熙十四年三月三十日”纪年铭文的铜驽机。战国时魏国为防御秦国东侵，在西面边境筑长城作为潼关的一道屏障。那么，曹魏为防备蜀汉入关中东夺潼关，利用魏和长城作为一道防线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足以证明，姜维这次北伐的兵力己达关中东部逼近潼关的华阴??薄城一带，直接威胁潼关，切断关右（西）连结中原的咽喉，深入敌境的程度已远远超过诸葛亮当年所及的关中西部岐山县境的五丈原一带，向东推进了五、六百里，而陈寿在《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末评道：“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把一位统帅数万兵马九伐中原，与魏国名将周旋了近三十年的蜀汉一流大将，说成是一个“粗有文武、志立功名、玩众黩旅”的大老粗和莽撞汉，彻底否定了诸葛亮“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深解兵意”和“才兼于人”的评价，也与郭颁在《世语》中记载的“时蜀官皆天下英俊，无出（姜）维右”者的称赞大相庭径，就连魏少帝曹髦诏书中的“逆贼姜维，连年狡黠”的贬斥也不如。当然，孔明评价在先，陈寿定论在后。我们不否认姜维在蒋琬、费礻韦去世后，好大喜功，不顾国力，虐用蜀民、屡兴大役的穷兵黩武行为对蜀汉后期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军事才能。一位严肃、公正的史学家应当就事论事，不应用厚此薄彼的态度给人定论。至于陈寿把姜维之死归咎于他“明断不周”，这也值得商榷。姜维接到后主的敕令向钟会投降，又想利用钟会反叛曹魏的野心杀尽魏兵。“（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姜）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姜）维手，杀（钟）会复蜀，不为难矣。”但结果是“魏将愤发，杀（钟）会及（姜）维”。由此可见，姜维之死不能全归咎他“明断不周”。为此，裴松之引注东晋人干宝曰：“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说姜维之死是处在身陷江湖，不由自主的境况中。干宝之言，颇有道理。陈寿之才，远逊于孔明，两人对姜维的评价大相径庭，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对姜维的看法基本正确，裴注干宝又不同意陈寿对姜维的看法，说明陈寿对姜维的评价确实有不公之处。陈寿受学识、胆识、环境、阅历、思想认识等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对三国几百名人物的评价难免出现偏差，对诸葛亮的评价失之公允也很有可能，并不一定是心怀私怨的结果。
三是大概陈寿嫌诸葛亮没有用奇谋异策破魏，而一味地出师硬拼。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历史上用奇谋异策“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事例不胜举。越王勾践为了图强复仇，采取范蠡、文种、计然的奇谋异策，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同时，还实施了消弱吴国的七条计策，其中有这么三条：一是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西施、郑旦，以惑其志，可谓“伐谋”。二是向吴王进贡巧工良材，使他把姑苏台修成原计划的十几倍大，使其劳民伤财，民怨沸腾，人心向背，自我孤立，可谓“伐交”。三是谎称国内饥荒，向吴国大量借粮，抒借来的好粮存入国库，又把国库的陈烂粮食发放给本国百姓，谎称是吴王借给的。后来还贷时又把粮食蒸熟，诱使吴国作种籽，使吴国大片土地一年颗粒无收。这样既弄空了吴国粮库，充实了自己，又激发了本国百姓对吴王的仇恨。当然，越王勾践以熟粮还贷，诱使吴国作种，坑害吴民，这丧失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司马迁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夸赞陈平，说刘邦“用其奇计，卒灭楚。”并闪烁其辞地说：“凡六出奇计，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在楚、汉逐鹿之中，陈平所献奇计之多，远不止六件，但仅此六件，每件都关系着刘邦和汉军的生死存亡。六计中有这么四条：一是捐金行反间，废项羽大将钟离昧；二是无中生有，逼死项羽智囊范增；三是瞒天过海，解“荥阳之围”；（31）四是献美女图像，解“白登之围”（32）。离间钟离昧和范增，等于砍掉项羽双臂，真正起到了“上兵伐谋”的作用。解荥阳和白登之围，两次都救了刘邦和汉军的命。但是，这些奇谋异策，不是丧失人道主义原则，就是为道家所禁忌，或有伤国家民族的体面（指向匈奴献美女图）。陈平也曾自我表白说：“我多用阴谋，为道家所忌。在我活着的时侯即使被废，也就算了。如果我的后代终至不能再被起用，那是因为我多用了阴谋。”（33）陈平死后，儿子、孙子相继承袭侯爵。遗憾的是，孙子承袭侯爵二十三年后，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因夺人之妻而坐法处斩，丧失了光宗耀祖的机会。大概诸葛亮认为这些阴谋诡计有损于自己的崇高品德和蜀汉的尊严，有所顾忌，避而不用，但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不得不丢掉道德和昧下良心，不择手段。越王勾践要是不用奇谋异策，怎能灭掉吴国，雪尽国耻，争霸东方？刘邦要不是用陈平、张良的奇谋异计，不是做了项羽的刀下鬼，就是死在匈奴的马蹄下，那能面南称帝，建立四百年大汉社谡？诸葛亮既要“兴复汉室”，那就得学点汉室的建立者汉高祖刘邦的手法，用奇谋异策破敌。
事实上，诸葛亮对曹魏的斗争过程中，确实有施展奇谋异策的机会。诸葛亮辅佐刘氏集团以“兴复汉室”为政治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曹魏内部的拥汉派活动非常活跃。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正月，太医令吉本等人密谋，准备杀掉曹操的丞相长史王必，“欲挟天子（汉献帝）以攻魏，南援刘备。”（24）后来事败。同年十月，关羽策动宛城守将夏侯音，“执太守东里褒，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35）后为曹仁挫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九月，魏相国钟繇之亲信，才倾邺都的西曹椽魏讽等拥汉派，密谋趁曹操外出未返之机，袭取邺都，响应关羽。后来谋泄事败。这是拥汉派爆发的举动，潜在的拥汉势力肯定不少。诸葛亮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潜在势力用奇谋异策挑拨离间曹魏的群臣关系，起到“上兵伐谋”的作用，但这些事例不见于史传。就是刘备去世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华歆、王朗、陈群等人先后给诸葛亮来信，要他审进度势，顺天从命，纳土归降，交出益州。诸葛亮当时没有理会。其实，诸葛亮当时若能将计就计，采用假降等手段，诱惑曹魏中计的可能性完全会有。孙权就不同。他采取黄盖的假降计火烧赤壁，大破曹军；以后又派鄱阳太守周鲂行使假降计，大败魏国大司马曹休。孙权虽与刘备是盟友，但也是上拉下推，恩威并施。为了讨好刘备，把二十岁左右的妹妹嫁给他，不久又偷偷接回。为了夺回荆州，又与大敌曹魏密谋，而对蜀汉“先礼后兵”，背盟害友，因而陈寿在《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后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诸葛亮没有用奇谋异策“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36）而一味地出师硬打硬闹，“其下攻城”，这大概可能就是陈寿所说的“奇谋不短”的真正所在。《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大概也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太深，出于对诸葛亮的偏爱与同情，在“七实三虚”的小说里把许多人的智慧移植、嫁接、集中在诸葛亮一人身上，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不时地穿插、虚构一些宣染诸葛亮智慧的情节，象“登坛祭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大概罗贯中也想借此对诸葛亮的“奇谋不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作个补充。
注：（1）《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2）《唐•房玄龄•《晋书宣帝纪》。（3）《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吴人张俨《述佐篇》。（4）、（8）、（13）《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5）《三国志•蜀志•夏侯渊传》。（6）（7）《三国志•魏志•张合传》裴注引《魏略》。（9）《三国志•吴志•周瑜传》。（10）《资治通鉴》献帝建安十三年。（11）《中国史纲要》第二册第5册。（12）《三国志•吴志•吴主传》。（14）（15）《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16）《三国志•魏志•杜夔传》裴注。（17）（18）（19）（20）（21）（22）（23）（24）（27）《三国志•蜀志•姜维传》。（25）陈孟东、刘合心著《魏长城》。载于《陕西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1）》。（26）《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裴注。（28）《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裴注引“干宝曰”。（29）（30）（36）（37）《孙子•谋攻篇》。（31）（32）略。（33）《史记•陈丞相世家》。（34）《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三辅决录注》。（35）《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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