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上起万历元年（1573年）下迄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处在地理大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视角大异其趣，并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
首先，经济上，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带动了晚明的进出口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白银，不仅提供了一般等价物的银通货，为晚明社会的银本位货币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以及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市镇的蓬勃发展。晚明时期，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地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使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一变而为同时兼顾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因为外销价格的高昂，利润可观，不仅带动了内销价格的上扬，而且刺激了产量的激增，使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以全球化的视野观之，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占有的地位之重要，是让今人难以置信的，当时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化进程，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全球化，而且表现在文化的全球化。其主要标志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各国派出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播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科学文化，与传统的中华文明进行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并且把传统儒家典籍和中华文明介绍给西方。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通过澳门这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在为中国人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向长期封闭的中华帝国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让人们接触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事物，一些敏感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新的精神食粮，并开始改变以往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使得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开始接受外来文化，逐步走向融入世界的过程。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会过分。
晚明时期开始的全球化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外部世界的良好环境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与珍惜，对统治者来说，一切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中华帝国的老传统，听任政治的腐朽性极大地消耗它的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逐渐丧失。虽然这是进入清朝以后才逐渐让人们看到的变化，但晚明时代已经初露端倪。
以目前学界的研究而言，至少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在西方列强进入之前，也有一个自身近代化的过程，这在晚明社会转型时期已表现出部分特征，晚明时代的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思想文化诸方面，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晚明时代的中国并未落后于当时的西方世界。对此，樊著《晚明史》给了我们另一角度的诠释：以全球化的视野观之，晚明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科学和文化等领域已开始了融入世界的过程。这种变化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意味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因此，正像作者所指出的，用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晚明史，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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