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明初说，元末说，明初说，以及明中叶说等等。至今诸说并存，包括被用为教科书者在内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就有把《三国演义》作为元代或明代作品对待的差异，给教师、学生和普通读者造成接受上的不便。这进一步彰显了《三国演义》（与之相关的还有《水浒传》）成书年代的确考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然而，这曾是一个“世纪课题”[1]（P3），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根据可以完全破解；只是在笔者看来，在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笔者近年的小小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了。我这样认为，是基于对以往研究情况的总体考量。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研究，学者们立场见解虽异，但做出结论的根据与思路却大体相同。即一是根据各种明清人笔记杂著的直接记载等外证考察，二是从今存《三国演义》早期文本的时代痕迹等内证推论，以作出最后的判断。而众说纷纭，乃由于这些记载或痕迹的意义难明或相互矛盾。从而任何一说提出，总不免有反证接踵而来，使之处于被嫌疑的地位。例如，近百年来，学者多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定《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太原人、元末明初人，从而《三国演义》也就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那条资料并没有表明这位“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从而至少理论上不排除这位罗贯中是与《三国演义》作者同姓名另一人的可能，而在没有旁证沟通二者以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这条资料不便直接作为考证《三国演义》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对这位罗贯中“验明正身”之前，这条资料暂不具考察罗贯中籍贯、生平以及《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之证据的效力[2]（P144?147），应当存疑；又如有学者考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今地名”为其成书元代的根据[1]（P6-7），又有学者辩证“圣朝封赠（关羽??引者）为义勇武安王”的叙事以及应用若干元朝“俗近语”等为成书元代的标志[1]（P7-8），看起来已近乎铁证，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辩，后来收在杂感集中。……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仪字缺末笔者，但现在???????????收入日期：作者简介：杜贵晨（1950??），山东宁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3]（第四卷，P275?276）这里鲁迅所说考证“不宜墨守”的“不以”、“不专以”与“也不仅据”的三种情况，正是上述有关《三国演义》成书时代研究中所遇到，也应该属于“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之类的问题，却也是很少有学者顾及。这里稍作举例。如以“常识”而论，不仅叙“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的话不排除出自明朝（尤其是明初）人手笔的可能，而且以“即万户侯之职”释“治头大祭酒”和行文中“七重围子手”、“令乐人搬做杂剧”等说法，也并非明朝（尤其是明初）人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而“小字注”尚未经证明一定是作者手笔，甚至很难说其均出于一人之手，并且注中“今地名”之“今”，也只是注者所知之“今”，未必即当时实际情况之“今”，况且各“今地名”所透露信息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此等等，《三国演义》成书于元代诸说，虽各有所据，但所据均未至于无可置疑，其结论也就不够坚实。即使以情理而论，“圣朝封赠为义勇武安王”的话有较大的证据效力，却实在也不能排除其为元代遗老于明初所述的可能。所以，笔者虽然赞同《三国演义》成书的元代中后期说，以为学者们所举相关资料，的确不同程度地具有证据的效力，但同时也认为这些资料尚不足以证实其结论到无可辩驳的地步，从而有进一步考论的必要。而对于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明人尹直诗和“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为由，认其为明中叶人所作的看法，则从此书兼采正史与民间文学创作成书的过程与流传中不断遭人改窜的实际出发，“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其不可信，更是不必多说的了。总之，以往学者们的考论虽然总体上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有了很大推进，但其所根据的资料与运用这些资料的思维定式，尚不能得出一个因无可反证而能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为着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有新资料的支持与新思路的引导。这大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却在本人几年前选注明诗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云：陈刚中《白门》诗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瞒可是算无遗。不知别有三分者，只在当时大耳儿。”咏曹操杀吕布事。布被缚，曰：“缚太急。”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刘备在坐，曰：“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张思廉作《缚虎行》云：“白门楼下兵合围，白门楼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斓衣。?虎脑，截虎爪。眼视虎，如猫小。猛跳不越当涂高，血吻空腥千里草。养虎肉不饱，虎饥能啮人。缚虎绳不急，绳宽虎无亲。坐中叵奈刘将军，不从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生贼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记当时事，调笑可诵。思廉有《咏史乐府》一编，皆用此体。[4]（P1285）《归田诗话》不是什么难见之书，但是，在长期以来学者多各守一“经”的治学风气下，还未见有人注意到这段文字其实有考索《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价值。笔者于1998年底据以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一文（以下简称《小考》）[5]，就本条以及其他有关资料考索，并参酌众说，得出《三国演义》成书当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只是“元代中后期”说中应可以称之为“元代中期”的一说，但是，拙文建立在初次应用于《三国演义》研究意义上的这些新资料基础上的论证，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有所肯定[1]（P13），也有所置疑[6]（P499），引起我对该文进一步的检讨。结果除了觉得还不必从根本上舍己以从人之外，也发现论证中确有某些失误，而尚未有见诸文字的指正，某些关键之处的说明也不够深细，所以有补正和进一步考论以证实拙见的必要。说来遗憾，本人虽曾专文辨证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有因同姓名而致误的可能，然而《小考》却仍有一处重蹈覆辙，即把上引瞿文中《白门》诗的作者陈刚中误为宋代同姓名的另一人。宋代的那位陈刚中字彦柔，闽清人。高宗建炎二年进士，官至太府丞；而瞿引《白门》诗的这位作者陈刚中是元朝人。这一以似为真的失误，除了使笔者自愧无知之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前此质疑《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的信心，认识到如若尚论古人，切不可唯“姓名”，而还要“验明正身”。尽管这只是常识，却因此一节疏忽而使张戴李冠者正复不少，所以值得重提，而不再深论。这里且说瞿引《白门》诗的作者陈刚中，名孚，以字行。天台临海（今属浙江）人。《元史》有传。生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历官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等，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有《陈刚中诗集》。《白门》诗在诗集卷一，题下原有注云：“邳之城南门。吕布为老瞒围急，登此门请降。”以白门为下邳城之南门。这与《小考》引《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相合。换言之，至晚在陈刚中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去世之前所作《白门》诗中，吕布的故事包括其被擒之白门的方位，都还是依据于史志旧籍的记载。但是，瞿佑说《白门》诗的引语却有溢出史志旧籍记载之应视为虚构的成分，对《三国演义》研究来说，就值得注意了。按《三国志?魏书》吕布本传云：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7]（P227）《后汉书》卷七十六《吕布传》略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上引瞿佑说陈刚中《白门》诗一则相对照，瞿说从“布被缚”至刘备曰“明公”云云，都合于《三国志》，虽然也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相一致，然而一般说来，却只能认为其本诸《三国志》等史籍的记载而与《三国演义》无关，可不具论。惟是瞿说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又肯定不是从《三国志》本传布曰“是儿最无信者”一语直接化出，应别有出处。这对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研究来说，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为此，《小考》曾论元代《三国志平话》与《白门斩吕布》杂剧等，都不可能是“布骂曰”一语的出处，而有所未尽。以致有专家举《三国志平话》相质疑，以为可能从《三国志平话》有关描写脱化而来。这促使我进一步阅读和力求更深细地思考，结果即上已述及，并无舍己以从人的必要。试辨析如下。按《三国志平话》有关描写原文云：再令推过吕布至当面。曹操言：“视虎者不言危。”吕布觑帐上曹操与刘备同坐。吕布言曰：“丞相倘免吕布命，杀身可报。今闻丞相能使步军，某能使马军，倘若马步军相逐，今天下易如翻手。”曹操不语，目视玄德。先主曰：“岂不闻丁建阳、董卓乎？”[白门斩吕布]曹操言：“斩，斩！”吕布骂：“大耳儿，逼吾速矣！”曹操斩了吕布。可怜城下餐刀日，不似辕门射戟时。[8]（P786?787）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写此事则云：操坐在门楼上，使人请玄德与关、张至楼上。操令玄德坐于侧。操令提过一干人来。吕布虽然身长一丈，被数条索缚作一团。布叫曰：“缚之太急，乞缓之！”操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申一言而死。”操曰：“且稍解宽。”……操送（陈宫??引者）下楼，布与玄德见，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虏，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操知其意，令人押过吕布来。布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忧矣。明公为步将，令布为骑将，则天下不足虑矣。”操回顾玄德曰！“吕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见事丁建阳、董卓乎？”操颔之。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操遂令牵布下楼缢之。布回顾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9]（P194）两相对照可知，前引瞿佑说《白门》诗所举“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即使可以视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叙事与诗赞化出，但那只能是小说家如《三国志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化腐朽为神奇的造化，而作为说诗的引语，一般说应引成说，而不可能是从《三国志平话》用语割裂拼凑敷衍而来。换言之，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布回顾曰”云云直接脱胎于上引《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是对的，以瞿引“布骂曰”云云直接取自《三国志平话》则不可。三者的关系应该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取自《三国志平话》，而瞿引“布骂曰”的话引自《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瞿佑说《白门》诗所引“布骂曰”一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布回顾曰”的话虽微有字词的差异，但是，二者句式、语意完全一致；而且《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本句末虽无“也”字，但是双峰堂本、乔山堂本等《三国志传》本本句末有“耶”字，“也”、“耶”通，剩下的就只是《三国演义》少了“叵奈”一词。而元代“叵奈”或作“叵耐”，《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孙坚跨江击刘表》中即曾一见，说明罗贯中熟悉此词，而本句未用或者被后人刊落了，瞿佑引据脱字，或是根据更早今人已不可见的版本，甚至罗贯中原作。总之，二者些微的差异并不构成瞿引“布骂曰”一语不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嫌疑；而二者的几乎完全一致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于瞿佑《归田诗话》之前的有力证据。瞿佑生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卒于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归田诗话》自序于洪熙乙巳（1425）中秋日，为其谪戍保安18年，垂老遇赦还乡以后的“追念少日笃于吟事”[4]（P1234）之作。瞿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事实，不仅表明《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且还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早在瞿佑出生之前就产生了。理由有三：一是《归田诗话》为瞿佑暮年“追念少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4]（P1234）之作，有关内容的形成均在瞿佑少年时期及其出生以前，而“布骂曰”云云的引语当属后者；二是按照一般训诂的原则，瞿佑引“布骂曰”云云释《白门》诗，应是认为该语为原诗所本。也就是说，在瞿佑看来，“布骂曰”云云所从出之《三国演义》，更早在陈刚中《白门》诗之前。即使以《归田诗话》“大略为野史”[4]（P1234），其说《白门》诗引据未必求如汉笺之确考，但那在瞿看来，至少也是与《白门》诗相去不远的说法；三是考虑到《三国演义》的内容流为文人说诗的掌故，应是此书传播已久的情况才可能形成，因此可以推定《三国演义》成书的下限，应在瞿佑出生的1347年之前。这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进一步说，瞿佑《吊白门》还引了与陈刚中同时代而稍晚的元人张思廉咏史乐府《缚虎行》，拙文《小考》也曾指出诗中“‘戟尖不掉丈二尾’，谓吕布之戟‘丈二’，于史无征”，而根据在“《三国志平话》卷上谓吕布‘使丈二方天戟’”，从而表明张思廉做诗不避甚至习用小说家言。而结合上论瞿佑“布骂曰”一语当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张思廉《缚虎行》“坐中叵奈刘将军”句，也似与瞿佑所举“布骂曰”的措辞有蛛丝蚂迹的联系。这在使我们倾向于认为瞿引“布骂曰”语有“叵奈”一词为罗氏《三国演义》原文之外，还加强了如上张思廉做诗习用小说家言的推断，进而《小考》揭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吕布事，虽为偶然，却也正是他的惯技。《南飞乌》原诗云：南飞乌，尾毕逋，白头哑哑将众雏。渭河西岸逐野马（破黄巾也），白门东楼追赤兔（擒吕布也）。冀豚（袁熙）荆犬（刘琮）肉不饱，展翼南飞向江表。江东林木多俊禽，不许南枝三匝?。老乌莫欺髯郎小，髯郎讵让老乌老？东风一炬乌尾焦，不使老乌矜嘴爪。老乌自谓足奸狡，岂信江湖多鸷鸟！?乌头，啄乌脑，不容老乌栖树枝，肯使蛟龙戏池沼（赤壁之战）！释老乌，未肯搏，紫髯大耳先相攫。河东老羽云外落（云长死），老乌巢成哺铜雀。[10]（卷一,P16）引诗括号内为作者原注，又题下有原注云“曹操”。诗因曹操《短歌行》“乌鹊南飞”句意起兴，写赤壁之战前后曹操的经历，基本上合于《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然而，除“东风”句本诸传说，可以不论，“白门东楼走赤兔”句也与史载不合，值得注意。对此，拙文《小考》解释说：《玉笥集》咏三国事另有《南飞乌》一首，……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句，下注“擒吕布也”，谓吕布于“白门东楼”被擒；但是《三国志》本传但言“白门楼”而未言楼之方位，《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又引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明确说白门楼为下邳之南门，则“白门东楼”也于史无征。……从《玉笥集》有咏三国史事诗达十余首之多，可知张思廉对三国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国志》的，这有他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因此，出现于他们笔下的这些关于三国的于史无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对史实的误记，而必有另外的根据。[5]（P44）在考察过《三国志》等正史与今存各种戏曲、小说的记载之后，拙文的结论是就当下而言，诗中“白门东楼”的用事也本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对某些问题未能深究，兹补充如下。首先，今以“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定本之罗氏《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因其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而且以最可能成为其根据的《三国志平话》而言，它虽然不明确以白门为南门，却字里行间也没有以之为东门。有关原文如下：[侯成盗马]见喂马人大醉。侯成盗马至于下邳西门。……夺了门，浮水而过。……曹操行军搦战。吕布骑别马，出门迎敌，与夏侯敦交战诈败。吕布奔走，曹操引众皆掩杀，伏兵并起，吕布慌速西走，正迎关公。吕布有意东走下邳，正撞张飞。[张飞捉吕布]众将拿住，把吕布囚了。[8]（P785?786）对于考察文中所写白门的方位，这段叙事中值得注意的，一是侯成盗马出的是下邳西门；二是吕布“出门迎敌”，虽未明言出的是何方之门，但从下文“西走”又“东走下邳”看，吕布此时正在下邳之西，则其所“出门”应是出西门，或者由出南门或北门“迎敌”后，败走到西门的方向上去了，而绝对不会是东门；三是吕布为张飞所捉。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都有了改变，拙文《小考》指出：《白门曹操斩吕布》一则虽未明言白门楼为下邳东门楼，而其叙事谓“东门无水”，侯成“盗赤兔马走东门，魏续放出”，吕布“各门点视，来责骂魏续，走透侯成”，“布少憩楼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东门楼上。与下述“高顺、张辽都在西门……被生擒。陈宫就南门边，被许晃捉了”也相吻合。所以张诗“白门东楼”的说法，很可能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得到的印象。[5]（P45）对比可知，“白门斩吕布”故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细节有很大不同。其关键在改《平话》写侯成盗马“夺门”而出“西门”为“走东门”，从而接下有“魏续放出”，当然也是在东门；又接下吕布“来责骂魏续”，所至自然非东门莫属，??他就在这里“少憩楼中……睡着”，被魏续、宋宪而不是被张飞擒了。二者的差异表明，包括《三国志平话》在内，《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从无以“白门”为“东楼”者。即使前举同为元人的陈刚中《白门》诗题下，也注说为“邳城之南门”。因此，张思廉注谓“擒吕布也”之“白门东楼追赤兔”句的用事，必不出于《三国志平话》等；以今见文献论，只能是出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张思廉名宪，号玉笥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以没。有《玉笥集》十卷，卷一、二即瞿佑所称《咏史乐府》，有咏三国史事诗10余篇。据钱仲联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张思廉约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约明洪武六年（1373）。由此可以推知，张思廉在世时，《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吕布在“白门东楼”被擒之事，已经成为做诗的材料，其成书就不仅在张的生前，还可能更早在他的年轻时代甚至他出生之前。这在时段上就逼进了《小考》《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详下）。其次，瞿佑不仅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语说陈刚中《白门》诗，而且还应是深知张思廉《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事。这一方面表现于瞿佑称张思廉咏史乐府一如其《缚虎行》，体皆“调笑可诵”，不同于纯正体的咏史诗，大概就有以其用事多采小说家言的特点；另一方面，瞿佑本人是小说家，也熟谙三国史籍，因此才对张思廉咏史诗这一特点有特别关注，并垂老不忘，在《归田诗话》中热心加以表彰。关于瞿佑熟谙三国史籍，有其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据徐朔方《瞿佑年谱》，这首词作于洪武十年（1377）他31岁时，其中“新安直笔，指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以尊刘贬曹为主旨”[11]（P471）。可知瞿佑早年即已对《三国志》及其有关史籍进行过研究；其晚年作《归田诗话》以张思廉《缚虎行》等咏史乐府为“调笑可诵”，应是基于对诗中用事虚虚实实已有的了解，并且正是其用小说家言虚构的成分，引起诗文家而兼小说家的瞿佑在诗话中给予表彰的兴趣。第三，从陈刚中《白门》诗谨遵史志称白门为下邳城南门，到张思廉《南飞乌》诗称白门为下邳城东门，这同一题材诗作用同一故事，而此一内容却有根本性的变化，表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很可能就是在陈刚中的晚年到张思廉的少年时代产生。这一时段可具体为陈刚中垂暮之年的1300年，至张思廉出生后10年即1330年之间。考虑到元至治三年（1323）《三国志平话》还在被翻刻，可能还没有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发生，在这一时段中，《小考》取《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认识，应是基本合理的。总之，从瞿佑《归田诗话?吊白门》一则引发的讨论，使我们得出如上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这一结论同样应该经得起“常识”的检验。以常识而言，这一结论所以可靠的逻辑在于：一、瞿佑不可能生造“布骂曰”云云为说诗根据，张思廉做诗也不可能无端说吕布“白门东楼走赤兔”，而均必有文献的根据；二、据今见文献，既经考得瞿佑引“布骂曰”语与张思廉用“白门东楼”事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么二者很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标志；三、考虑到古代文献多佚，理论上不排除上述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互不相袭，而或先或后出于别种已佚文献的可能。然而，《小考》已推断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不见于其他‘说三分’的话本”，也“不会出自《三国志平话》大约同时或以前的戏曲”[5]
，从而其只能出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确切的标志。四、作为《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证据，瞿佑引语与张思廉用事各自独立地支持元代说，从而本文不是凭孤证立论，而基本上做到了证据充分；五、在如上两条证据都能成立的基础之上，张思廉《南飞乌》诗用“白门东楼”事，实际把瞿佑引“布骂曰”所表明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下限更加提前了，也就是说，张思廉《南飞乌》诗用“白门东楼”事才是《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下限的最后标志；六、辅以时贤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今地名”、关羽封义勇武安王、元朝“俗近语”等考论的综合效力，这一标志已能充分支持拙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2004年9月8日初稿2005年11月14日改定参考文献：[1]沈伯俊.世纪课题：《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M]，《三国演义》新探[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2]杜贵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论《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资料当先悬置或存疑[J]，北京大学学报，2002（2）[3]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J]，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瞿佑.归田诗话[M]，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Z]，北京：中华书局，1983[5]杜贵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J]，中华文化论坛，1999（2）[6]王平.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M]，俞汝捷、宋克夫编，黄鹤楼前论三国[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7]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无名氏.三国志平话[M]，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0[9]罗贯中著.章培恒、马美信校点.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张宪.玉笥集[M],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11]徐朔方.小说考信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杜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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