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的征赋地比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地主阶级中一些有作为的官吏，也为此作出许多努力。
　　
　　公元1539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公元1581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佥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这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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