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面对残局，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蜀汉一下子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与他早年的政策是很有关系的。在这时动手改革，犹如对病重之人用重药，诸葛亮的个人性格，又决定了他采取保守疗法，竭力以战术代替战略，梦想假取巧改变大局。于是，以攻为守，有了苦涩又艰难的六出祁山。但这六出之中，除了对手强大的原因外，诸葛亮的举动已难掩其心虚。他心虚什么呢？
一，是刘备留下的烂摊子。这个摊子，曾是他和刘备从出茅庐时就定下的，虽说一切按计划实现了，但确实不理想。犹其是入川后，起用的大多是些旧官僚，加上两人都是主张道德治国的，久之，形成固疾，人材出不来，不象刚起事时，虽弱，但用道德这面旗，还是聚集了一批人材。有了这个摊子后，再用道德治理，其虚伪性和落后性便进一步显现出来，道德一旦被戳破，其形式主义便会流行起来，在形式主义的掩盖下，便是一道道可怕的裂纹，经不得任何摔打了。再者，有了这个摊子，就怕再失去，一有了这个思想，就失去了战略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权。
二，是那些越来越强的离心力。由于不敢动原有的官僚体制，人民的生活不仅没得到根本的改善，知识分子的出路也没一个改变。在片面的道德构架下，没有自由的竞争，只有主观的判断和权力的重压，不求进取，只求无故，这大约便是蜀汉官吏的一种心态。在这种麻木下，人民的生活更可想而知。
三，失去了荆州，更是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用武力去夺回，会破了蜀吴的联盟，且更不用说是否有实力夺回。不夺回吧，蜀汉之民心自然会萎迷。死了那么多人，却委曲求全，自然伤了民心。
在这诸多矛盾下，诸葛亮明知不可为，却依然六出祁山，渴望用战术来创造奇迹。可他的心中是这样的虚弱，又怎能不如惊弓之鸟，可以说，每进一步，他都想好了所要退的三步。他赖以创造奇绩的战术，一个失误，就可使蜀汉崩溃。而一次又一次的劳师无功，又正在耗去蜀汉的国力。诸葛亮英年早逝于祁山军中，便是这种矛盾煎熬的结果。
蜀汉真的没机会了吗？
应该是有的吧。对内，应该建立一种新体制，一是大力发展生产，二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材。诸葛亮也看到了这点，也化了不少努力。但他是在旧体制下进行的，结果，并没取得大的效果。象孟达、李严、刘封一类的大官僚，一直是分长裂之患，诸葛亮不能动之，实为失策。也许是怕乱，这一顾忌，一念及当日之功，便虚了蜀汉重兴的机会。
对外，似急了点。多准备几年，合六出为一出之力，当或可有所为。这只能是等，等魏吴之变。可以猜想，诸葛亮是在然魏、吴渐更强，而又不给他一个机会的情况下沉不住气了。他还是虚在他的背后，一个正在失去生机的蜀汉呀。
三国演义中，刘备登基称帝，诸葛为丞相。于是立法，本想效汉高祖约法三章，可一到具体，出来的法可能便繁且有些过于理想性了。法正曾向诸葛亮提出∶法重了。诸葛亮作了一通解释，说服了法正。
不知当时蜀汉的法的具体。法正说的重，大体该是这两种情况吧。一，是虚高，以道德入法，大搞什么意识形态。二，是扰民，重在税赋吧。
蜀汉初成，诸葛亮似急了点。
从实际实行的效果看，便是执法不严，依然靠的是一套道德治国。孟达、刘封是关羽走麦城的主要责任人，诸葛亮竟为一时之利，接受他们的回降。李严假报军情，使诸葛亮失去一次良好战机。这一些，均未真正依法查处。
那么，这法重重在何处，一定又是一边高唱道德，一边又是把重压压在老百姓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对刑事犯罪的定罪，一般略重一点，只要公平、公正，也不致影响整个社会。一般的重，该是将罪的范围扩大，以道德来论罪，这对权力集团，就说不清了。而对一般老百姓，就不堪重负，可能以一件事、一句话而获重罪。
这其实还是一种道德治国。诸葛亮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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