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曾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登基做皇帝后便在全国掀起了“反腐肃贪”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为了监督各级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可以说，“上访”古已有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意表达方式。

　　据有关史料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度：“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汉代，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这种绕过层层政府机构而直达最高当局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宋代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类似于现在的信访办，接待上访群众，处理上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皇帝直接审阅。

　　此外，古代的“越级上访”还有诣阙和拦舆。诣阙也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如汉代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太仓令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时悲伤地说：生女儿无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随父进京，上书天子，说害怕父亲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为奴婢，来抵偿父亲之刑。汉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废除肉刑。缇萦的这次“越级上访”，可谓功德无量。

　　拦舆，也称遮道、邀车驾，也就是直接诉诸最高当局。西汉初，刘邦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萧何以廉价强买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民众谢罪。

　　这三种“越级上访”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国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极少部分越级上访，皇帝一件件处理起来也吃不消。清代道光皇帝刚继位时，面对纷至沓来的越级上访，就曾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越级上访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当地官员敷衍以对，老百姓的声音到达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确实也限制越级上访，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普通民众如果想去击打登闻鼓，必需经过以下程序：由县经州，达于三司，如不服，听上表;如不理，方可诣登闻鼓院而邀车驾。这其实就是明确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访，就构成了“越诉”之罪。

　　不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是个特例。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夺得天下后，非常看重来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败搞垮。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苦口婆心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残害良民，他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帮官员算经济账：譬如官员所得俸禄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以此向官员说明，尔禄尔俸，乃民脂民膏，当思来之不易，你们要本着良心做官，切不可贪赃枉法。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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