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瘟疫 明朝末年,在华北地区爆发了一场大瘟疫,这场瘟疫波及数省,死亡人口达千万,影响十分广泛。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后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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