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文人狂飙为我从天落历代狂者，多是独立苍茫，兀自呼喊，很少有同气的朋友，心底开满孤愤忧郁的花。如西晋的阮籍穷途歌哭，一句“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惊人之语，从气势上压倒当世所有文人。有明一代，文人染“狂”病者，却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
其实这里所谓的“狂”，绝非绿林好汉啸聚山林对抗朝廷之狂，而是文人追求人身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一种外在表现。元明之交，中原板荡，王纲解纽，为个性意识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明初才子解缙上万言书，无所避忌，敢于对嗜血狂朱元璋的朝政品头论足，真可说是“刀尖上跳舞”。大学者方孝孺当着朱棣的面，拒绝起草诏书，执笔写下一个大大的“篡”字。
文人张狂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高大的自我。这种个性意识到明中叶以后，蔚然成一股潮流。我们所熟知的唐伯虎，并非周星驰饰演的那样风流自赏，在红粉丛中游刃有余。他因科举舞弊而与官场绝缘，从此穷愁潦倒，却少了屈身低眉的妾妇气，“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徐文长虽名头不及唐伯虎，但才华横绝一世，以至于齐白石甚至想早生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自号“青藤门下走狗”，但徐文长同样半生落魄，托足无门。晚年竟多次自杀。有时居然自己拿起斧头，“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有时用锐利的锥子，“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他正是要通过这种疯狂的举动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与徐文长相比，李贽命途也多舛，但他张狂之中更多了几分叛逆。在书院讲学,遇到峨冠博带的道学先生拿经书提问时,他就一拂袖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落发念佛，他却不受戒，照样喝酒吃肉。当时出家人中像李贽一样的狂僧有很多，他们呵佛骂祖，率性而为，用自己的真性情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与堕落。
76岁那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人用门板抬到京城入狱。他没有向当权者低头，抱着必死之心，用剃刀自断咽喉，血流遍地，气息两日不绝。侍者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李贽的血性刚烈使“吾道不孤”。他的学说、作品在当时拥有大量的信徒和读者。
明代文人以张狂的举动，以惊世的才华，以骇俗的言论，在封建专制的罗网里，堂堂正正地写就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他们用极其痛苦的存在，向后人证明，这个世间他们曾经来过、活过，也精彩过。（李国锋）
极端皇权一个、一百个或一万个
其实不管什么朝代，老百姓都像张艺谋大片里的群众演员，模糊糊一大片，呼啦啦来了，然后哗啦啦死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连个面孔也没留下，完全只是在给主演当活动背景墙。在导演的心里，死一个人还是死一百个或一万个没什么分别。
幸好，他只是导演在“戏说”而已；幸好，他还没有拥有太大的权力。但不幸的是，他代表了现在很大一部分“精英”的审美意识。
要算杀人如麻的，还是明朝，从朱元璋算起，杀出一片江山姑且不说，江山到手，把身边的老朋友、老功臣、老伙计统统干掉，虽然“狡兔死、走狗烹”“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话也流传了几千年，但像大明皇帝这么个杀法的也是少见。动辄就是一个人说错话，一条街的人统统杀光。在大明皇朝，看不到几个有独立意志的“人”，满眼望去，有的只是“口含天宪”的皇上和“死不足惜”的臣民。
其实到现在，让人心惊的不是那几百万几百万平民死亡的记录，而是对生命的漠视。没有一个朝代，皇权达到这样的极致，在皇帝的眼里，除了自己没有什么生命是尊贵的，其他人的生命都是为了衬托皇帝的尊贵才存在，所以命如草芥也没什么不对，谁活着谁要死，完全凭皇帝的心情好坏。而更让人胆颤的是“集体无意识”，有胆识有学问有品德的读书人把“死谏”当成成就自己“清名”之路，一心一意用一死去换取一个昏君的一时恻隐，而不去想原本就不该是皇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至于大部分的百姓就更不必说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形容朱元璋他妈怀着朱元璋的时候，本来没打算要，可孩子来就来了吧，反正就像肚子里揣了个南瓜，揣就揣着。到该生的时候，一撇腿，朱元璋就落地了。朱元璋原来的名字叫朱重八，因为排行老八。我总觉得那时候人的生育观念属于“广种薄收”，所谓“一个和八个”，八个孩子里只要有一个成器就鸡犬升天了。但是大部分的广种很难换来薄收。大部分的老百姓不单漠视着他人乃至亲人的生命，同时也在漠视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命如同蝼蚁，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张献忠下令一个城里的男人，统统要被砍掉右手时，几万人就那么乖乖地伸出手来让砍。
生活的无趣艰苦乏味，并不是麻木的理由，当人们不知道也不探究生命的尊严欢乐意义是什么的时候，生命自然会被漠视。在我们今天为那一串串屠戮的数字而震惊的时候，其实更想做也更应该做的是——探究谜底。（费煜）
房屋建筑不施粉黛不容欺侮
曾经在贵州的一个小地方，看到过一个当地的保留剧目，表演者戴着面具，手里拿着木制的器械，在舞台上蹦来跳去，嘴里念念有词，时而吟唱时而做打。剧情我看不太明白，但是理解这是在打仗。后来，我问导游，他告诉我，这是从明朝军队里留传下来的一种军旅戏剧。可能当时这里有屯军驻扎，为了丰富生活，所以产生了这个剧种。后来驻军撤退后，这种剧目还在当地百姓中间流传，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小戏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从此后接触到“明朝的那些事儿”，我总是希望找到一种和军事有关的细节。
其实，几乎任何一个朝代任意一个国度的军队都有它独特的军事文化，这不仅是为了丰富军人或百姓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面鉴定历史澄澈的镜子。明朝也不例外。
由于工作需要，我走访过山西省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其中保存完好的明朝建筑，最令我倾心。于我而言，自然是因为其中，总丝丝缠绕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军事情结。
许是因了明朝皇帝的平民化身份，明代建筑总是体现着一种简洁朴素、不大操大办的风格。窗户、门锁、房檐、梁柱……功能就是价值，价值就是实用，绝不会给它们穿上花里胡哨的外衣。以至于有人告诉我，区分明清两代建筑的窍门就是，土气的是明代的，洋气的是清代的。这土气也就是意味着，窗户就是一个口子，门也就是两扇片儿，不化妆不打扮甚至连外套也不穿。而清代的窗户就不一样了，人家有窗棂有窗花；门上也有挂件有装饰，虽然也是开两边，但那感觉就雍容华贵得多，似乎那么一开一合就有一种神气和霸气出来。
然而，沉静而幽美的明代建筑却难以逃脱战乱的侵扰。明朝末年，几乎席卷全国的“流寇”日渐摧毁着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富庶的地域开始大力营建防御性古堡建筑。在山西，保存完好的明朝建筑有皇城相府、古村郭峪、砥洎城等文化名城。这些有着典型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集生活、劳作、军事于一体，战乱而至，整个城池的百姓都能躲藏起来，一边维持生活一边积极抵抗。据说，有一个村子的百姓在战乱时全部集中在一个古堡里，整整藏了一个月，令前来攻城的土匪无可奈何，最后狼狈退兵。著名的皇城相府的河山楼、郭峪古堡的御楼、砥洎城的坩埚城墙，就是当年战乱时代张扬着威严的守护神。如今，伴随着300多年风雨的沉浮，明代军事建筑已经逐渐蜕变成一段历史的凝固。
如果把明朝建筑比喻成一位女子，那她定然不施脂粉，不着华服，却生性清灵、兰心慧质。虽然你看到她的微笑，但那笑却很神秘，因为她处处谨慎，时时提防。如果你对她稍有侵扰，受伤害也只会是你自己，而她只会永远笑着，让你羞愧而去。（杨凌雁）
活泼的朝代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它处于中国古代君主宗法制社会的巅峰，其制度严密、完整，几近于完美。皇帝、内廷、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这个制度体系从明朝沿袭到清朝一直影响到今天。西方启蒙运动，建立政府机构时也参照了明的制度体系。
我们现在说明朝坏不是说经济坏了，明朝的思想坏了，在明朝走向衰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思想还在对外开放，我说是“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当年外国的传教士在明帝国传教，很多先进的科学传到中国，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共12卷，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徐光启联手，翻译了前面6卷。明朝有发达的海外贸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到了中国，在明代末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明代，皇帝坏了，我们的文化、思想、经济还在向前发展，当时的中国以活泼开放的态势迎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新时代，这种步伐一直到清兵入关才被打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专家毛佩琦）
人是最有特色的
谈到明朝特色，就不能不谈到人，明朝的人物无疑各个特色鲜明，如对大臣刻薄寡恩但要善待厨师的太祖朱元璋；残忍无情会装样子的成祖朱棣，荒唐放肆充满职业困惑的小皇帝正德，从励精图治到心灰意冷懒惰贪财的万历帝……皇帝是这样，大臣也异彩纷呈，张居正的“阳为道德，阴为利益”，海瑞的道德自律与偏执，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他们每一个人都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标准来评价，那样的评价太苍白。但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性格，难道是天生长成的？
明朝是离我们最近的汉族王朝，在明朝时我们的民族性格完全定型，文化和制度开始僵化。尽管明亡已经360多年了，可是明朝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因，至今还顽固地保留着。
在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明朝那些特色鲜明的人物时，我们不难感觉，他们所面临的困惑，今天我们依然存在。（《皇帝、文臣和太监》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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