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众所周知，“靖康难”把“中原外战史”提到了史无前例的“窝囊”顶级，始作俑者，就是徽钦二帝。在东京保卫战时，敌兵尚未压境，金兵将领宗翰下通牒书，宋钦宗竟及时回信，说“一一听命”。金兵围攻东京，宋钦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雳炮手发炮后竟被枭首处死。东京保卫战本来是有持久战机会的。但是，贱骨头父子先行露怯，频频告饶求和，大涨了草原狼信心，一半吓唬，一半武力，以震慑之态，对东京城探囊取物。

　　徽钦二帝，北宋这对著名的“亡国皇帝父子”，在国内从来不失“九五之尊”风度，而一到了敌营，没等人逼迫他们，双膝就自动弯曲下来，口称“罪臣”，主动向敌将下跪……历史在哀叹这段国耻的同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深层问题——如此窝囊的父子皇帝，为什么在大宋国内，却无“篡位”之虞?尤其是宋徽宗赵佶，这个书画家皇帝，显然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但竟高居皇位25年之久。皇帝的宝座犹如粘在屁股上一般，凭什么如此“牢靠”、“稳定”?

　　世人均赞北宋政治“宽柔”，不杀“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北宋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之一，在皇帝“专权”方面，比之后来废掉丞相的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的建制，由中央到地方，完全实行“一元体制”的“垂直管理”。皇帝不仅直管军队，而且直接参与地方司法工作，委吏处理地方狱讼;这一整套“垂直管理”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由于宋朝皇帝的权力“什么都管”，北宋百姓丢口猪都要找圣上解决查办。

　　这是一段正史记载——宋太宗时，有“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一位首都居民通过敲登闻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诉自己的家奴弄丢了一头母猪，宋太宗于是下令赐给他千钱作为补偿。丢猪直接向皇帝报案，这可能是中国百姓“告御状的最高境界”。事无巨细，连丢母猪的事情都捅到皇帝这里来，皇帝不烦吗?大宋的皇帝就喜欢这样，不仅不烦反而觉得这是“皇帝应该做的”。宋太宗为此，还说过一句“感动中国”的话：“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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