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1年起，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说：“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利，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 ”，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很多。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4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人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堪称“忍”之最的内定牺牲关玉衡，也属这种“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就放弃它的国策吗?而且，这种“大谋”会不会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帅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吗?

　　准备好了??不抵抗。

　　缘何不抵抗???判断错误。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注意，他说的是“当日”。

　　当日判断错误，以为日军还像以往那样，是寻衅闹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发动战争，你打我就跑，让你打不着。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你觉得拍打得没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

　　那么，接下来已经不需要判断了，辽吉两省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已经遍插膏药旗了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步步紧逼之际，张学良在给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电报中，说：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忍让，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则称：

　　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为什么“必定要失败”呢?因为日本、日军太强大了。

　　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日本军队厉害，真厉害”，“那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本厉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就算剩一个人也打，这是数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还未开战，先自气馁。

　　在东北各级官员中，恐日病已经深入人心。

　　事变后，吴佩孚到北平，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怒斥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没这个“死”字，不敢对日本人说“不”，就对自己人、对部下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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