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78年4月，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时候，但死了老子，竟劳动皇帝操心，是绝无可能的。冲这一条，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这台公车开道的，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还有：“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

　　明、清以来，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二人抬者曰“肩舆”，四人抬者曰“软轿”，通常所谓的为“八抬大轿”。尤其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在《明史?舆服志一》里可以看到：“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依此制度，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不过，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更何况锦衣卫主管，相当于“克格勃”首脑的冯保，跟他非常之铁，自然隐恶扬善。所以，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拥到关厢，欢迎衣锦荣归的首辅，无不希图一睹风采。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影影绰绰，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过这台“巨无霸”座驾，着实让他的家乡人开了眼。

　　普通的八抬大轿，总重约200-300公斤，每个轿夫承重40公斤左右;依此制度，张居正的座驾，至少要有1吨至1吨半的自重，否则，不可能分卧室和客室，不可能载有两位服务生，不可能载有必不可少的厨卫设备。在中国，座驾从来是官员身份的标志，过去，轿越大者官衔越高，如今，车越好者级别越高。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都因轿的出入而形成的。

　　张首辅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所以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第二，京城人多嘴杂，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但是，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举国贪渎成罗;官吏无能，唯知横征暴敛。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河南两省驿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是大有疑问的。后来，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但地方官员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以讨好元辅，自然是少不了的。

　　据黄仁宇文：“他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七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张居正乘用这样的座驾，也有其公务在身，随时需要替年轻主子料理国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这台座驾，“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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