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可置中，或偏处边陲。不论首都置中或略偏前线，两种态度都有人批评：置中内地曾被苏明允认为无能，讥其偏安而无为；定都前线则形同天子守边，战争风险极高。三国时刘备定都成都，由于四川本为盆地，周围有高山，中央有平原，历来立国于蜀，鲜少积极向外，因此屡屡被批评为无能的偏安之都。但是定都边疆也非好事，曹魏原都许昌，在关羽围攻襄樊时，居然造成「威震华夏」，此因许昌距离边境太近而有骚动或响应之情事（梁、郏及陆浑位于司隶及豫州），让曹操一度曾有迁都的想法，如果首都并非离敌太近的话，大可不必理会被敌袭击的可能。东吴原都武昌，地处荆州，西有从长江顺流而来，离蜀太近；北有汉水迎面接邻襄樊，离魏太近。若是蜀或魏发动攻吴，武昌正临首当其冲，首都最不好发生战事，或许随后迁建业，亦是基于军事及安全的考虑。因此蜀都设置于成都，正合于中枢之义，并无不妥，不论就军事或就政治等，成都至今仍为四川中心。若说眼光狭小，则为多心，因为天下熙攘，纷乱未平，刘备及刘禅尚未掌握中原或江东，硬把未控制或没取得的地域加入考虑，而得出蜀汉应定都汉中（偏魏）或永安（偏吴）等，等于是操之过急。因为「鹿死谁手，尚未定也」，太多变化的不确性，焉知江山事事皆如预料？若以此非议，不如定都原先两汉的关中长安或洛阳，眼光既远，又无偏安之讥，军事有理，政治正确，至于关中是否为蜀汉所能控制，那就另当别论。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遥领不实的动作，还不如落袋为安以稳重脚步就现况来考量。把首都放在边疆，从军事的另类角度，反倒是留给敌人作为进攻的目标。一但首都被破，就算侥幸迁都得逞，元气重伤后大势已去，因为自?敌前本属不智之举。诚然军力强盛之时，不论首都在中央或在边陲，皆不虞被攻之虑，或以首都拥有重兵，反倒有威胁邻国，高姿态的武吓恫恐之势。但是首都置边就是拉近外敌入侵的距离，起码比置中内地更易受敌。若以军事考量，传统上以地理凭险可守的考量，如关中的洛阳及长安等，郑樵曾归纳历朝定都心得：「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下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以山川为固。」不过秦观则不以为然，强调「以兵为险」，是以众建兵而少依险，故北宋以汴京为首都。虽然「魏地四平，诸侯辐凑，无名川大山之限」，容易被一马平川而被直捣心脏，而且恰如钱宾四所评弊：「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备。」范仲淹曾以：「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及韩琦所主张的「备河北」、「营洛邑」，几乎都认为汴京靠敌太近，不如洛阳有险可守。
但定都条件除了军事上的考量，还有政治或经济及文化上的考量。如盘庚迁殷，西周移鼎镐京，为了政治上的控制，迁都有其必要。又北魏孝文帝南迁改都，则为了文化上的观点。至于两宋的汴京及杭州，更是为了经济上的收入。首都本是统治者所在或政治中心，安全性愈高愈好，若欲发动战争，顶多设置指挥中心或修筑防御工事，目的用来作战，配合措施则为军事相关，而不是统治者或高官显要，那只会为敌安排人质被掳清单，而无益于战争。边疆应设诸要塞、城堡或基地，因为境界可能会发生战争；首都最好位处中心，因为首都最好避免陷入混乱。历经战火的洗礼，首都被战火波及，不死也带伤，因为首都本来就不是用来举行战争的晚宴会场。边疆比中枢更容易发生战争，首都置边当然易受战火影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倘若首都虽处中枢，仍能庙算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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