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一九九八年的《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与一九九七年大体持平。据初步统计，中国大陆全年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大约在７０篇左右。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长足进展，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学——“《三国》学”。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如何准确地了解和总结以往的成就与不足，如何正确把握研究的方向，在新的世纪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值得每一个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一些学者作了积极的努力。在回顾方面，沈伯俊的《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下）（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卷三），连同该文的上、中部分（分别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卷一、卷二），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概况，对其中研究较深、进展较大的八个问题作了综合述评。这八个问题是：（１）关于罗贯中的籍贯；（２）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３）关于《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４）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５）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６）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７）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８）关于“三国文化”研究。文章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对其他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在展望方面，比较重要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陈辽的《实行八个“并举”，开创＜三国演义＞研究新局面》（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文章指出，自1984年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来，《三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目前还存在着应用研究不够，版本文本研究不足，比较研究尚需发展，研究史这一空白有待填补，《三国》在国外的情况有待确切查明，《三国》的创作经验需要科学的揭示，青年一代研究队伍亟需壮大，资料工作还需加强等问题。为了开创《三国》研究的新局面，必须实行八个“并举”：一是《三国演义》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二是版本研究和文本研究并举；三是《三国演义》研究和对《三国演义》研究的研究并举；四是对《三国演义》的独立研究和对《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并举；五是对《三国演义》在国内的研究和对《三国演义》在国外的研究并举；六是把《三国演义》作为古典名著的研究与作为第一部历史题材的杰出长篇的研究并举；七是老一代《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学者和中青年一代《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学者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并举；八是做好资料工作和不断推出新观点、新思想、新学说并举。这八个“并举”，指出了促使《三国演义》研究继续健康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另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是沈伯俊的《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在新的世纪把《三国演义》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第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深化为基础。近十年来，有关专家对《三国》版本的源流演变的认识大大深化，但还不够系统。这直接影响到对《三国》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必须继续深化版本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第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突出表现在三个问题上：（１）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三国》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三国》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三国》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广阔的。（２）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三国》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阔的胸襟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研究的继续深入。（３）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第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同时，应当大大强化研究者重视研究史的意识，把这与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联系在一起。第四，努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历史证明，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应夜郎自大，自我封闭，也不必妄自菲薄，自惭形秽；而应以开放而自信的心态，与外国学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问题很值得重视：一个是学风问题，另一个是研究手段的现代化问题。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历来是《三国演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中，人物形象论文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有的篇章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以往研究论文颇多，其中不乏名篇佳作，陈洪、马宇辉的《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文化意蕴》（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则是又一篇具有创见的论文。文章指出：“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诸葛亮的特色不仅在于才略奇绝，还在于其典型的‘帝王师’角色。”所谓“帝王师”，指的是士人的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君主的臣下，又是君主的导师——当然，更强调的是后一方面。《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形象时，在这方面刻意倾注了大量笔墨。综观全书，诸葛亮形象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１．书生出身而具有将略；２．与君主关系甚洽；３．事实上指挥、控制着一切。而当我们把眼光放远，便会发现，《三国演义》之后，中国小说史上陆续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人物形象，如《水浒》中的吴用、《女仙外史》中的吕师贞、《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说唐》中的徐茂公等。因此可以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具有某种“范型”的意义。这种“帝王师”的观念，最早由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家孟子首先提出，它表达了一种人生理想：既入世辅佐君主以建功立业，同时又维护自己的人格与道术的尊严。汉初，韩婴、司马迁等人继承了这种人生理想。由于《史记》对后世文人的深远影响，使“帝王师”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不已的活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随着君权的强化，这种理想却越来越远离实际，越来越象是一个美丽的梦。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一些作家便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地圆这个“帝王师”的梦；而以通俗小说来圆此梦的，无疑首推罗贯中。《三国演义》及《水浒》在明中叶开始广泛传播，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士人欢迎，其原因固然有很多方面，而“帝王师”观念的复兴乃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文章的论述富有新意，颇能给人启迪。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过去研究论文不多，已有的论述大多认为刘备形象比较单薄。对此，曾有学者表示异议，并作过精彩的辨析（见刘敬圻《刘备性格的深隐特质》文，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３期）。本年度彭知辉的《论＜三国演义＞刘备形象的多义歧读》（载《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３期），也分析了刘备形象的丰富性。而陈松柏的《刘备形象塑造的尴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１期）则仍然认为，尽管刘备前期形象（至“三顾茅庐”为止）有成功之处，但总的说来，其形象还是单薄而苍白的。文章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始素材、典型细节的不足决定了刘备形象塑造的尴尬；其二，聪明反被聪明误，净化得过于纯洁的刘备形象在复杂的曹操形象的映衬下倍加苍白；其三，刘蜀方面美化的形象太多，尤其在“贤相中第一奇人”（诸葛亮）、“名将中第一奇人”（关羽）的光环下，刘备形象便只能暗淡无光了。此外，吴中胜、郭瑞恒的《论刘备、宋江的理想伦理人格》（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３期）解释了刘备何以能统率众多文韬武略远胜于他的英雄的问题，认为：“刘备、宋江正是由于符合宇宙伦理，遵守国家伦理，维护家庭伦理，坚持个人伦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手中，具有理想的伦理人格，所以，他们在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不同观点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刘备形象，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对于《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八十年代以来屡有争论。曲沐的《从类型化到性格化的艺术典型》（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认为，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无论是纵观还是横向比较，《三国演义》都是一部关键性的作品。它在人物塑造上，是从类型化向性格化过渡的一座桥梁，既保留着某些类型化用笔，也已达到了性格化的艺术高度。这样说并非指那些散见于作品中、并未重点描写的属于低层次的人物，而是指作品人物群体的精英部分，即可以;称为艺术典型的人物。陈伟军、孙爱春的《＜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性格化倾向》（载《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２期）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应当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有待继续深入。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本年度有关这一方面的论文约在10篇左右，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关于《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朱伟明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结构简论》（载《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１期），认为《三国》的总体叙事结构，是一种以事件为中心来组织情节发展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集团。小说结构的具体构成形态，则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有机结合：在整体结构上，小说借鉴了史书编年体的结构方式，以时间为线索，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与整体面貌；在描绘事件时，作品借鉴了史书的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纲，每事脉络清晰、首尾分明的特点，巧妙谋篇布局，把故事叙述得摇曳多姿，精彩纷呈；在描写人物时，作品借鉴了史书纪传体的笔法，充分显示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可以说，《三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将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有机结合，并充分发挥小说家的想象的结果。作者对小说结构的成功运用，使全书获得了高度的完整和统一。与朱伟明的见解相近，韩国学者李哲洙的《＜三国演义＞叙事结构新探》（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２期），认为《三国》叙事结构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拥刘反曹”中心思想引导下，以蜀汉兴亡为主轴；作品情节的内在结构，属于由多种矛盾冲突构成的网状结构。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可以说是《三国》叙事结构形成的远因，宋元话本则是其近因。关于《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过去专题论文甚少。刘永良的《＜三国演义＞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8年第１期），着重探讨了《三国演义》在人物语言运用上的成就，指出《三国》的人物语言很有个性，其中曹操、张飞、关羽、诸葛亮等人物的语言尤为突出，以致“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其他一些人物，如刘备、孙权、周瑜、鲁肃、蒋干等，语言也都很有个性。甚至像吴国太这样的次要人物，其语言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文章的论述来自作者踏踏实实的研究，有益于人们更为全面地把握《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此外，本年度值得注意的论文还有陈桂声的《关于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所藏之嘉靖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载《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４期）。文章介绍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元峰子序本（英国学者魏安称为“叶逢春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的基本情况，并将其与庸愚子序本（通常称为“嘉靖本”或“嘉靖元年本”）作了初步的比较，提出了几点看法。由于元峰子序本远在西班牙，过去极少有人看到，也长期不被重视，直到最近才有日本关西大学影印本，因而正如作者所说：“元峰子序本的公之于众，为《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又一珍贵版本，必将引起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的莫大兴趣。”而作者本人的分析也颇有见地，足资参考。
沈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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