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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翦伯赞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01月19日第19版，作者：施京吾，原题：人文之殇（本文是节选）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第一个贴出重磅大字报的正是北京大学造反派，著名造反派头头聂元梓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此时冯友兰已年逾七旬，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此后，经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术。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接着又将冯友兰与刘少奇联系到了一起批判，说他因为“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了刘少奇的赏识”。就这样，冯友兰不断地被批判、交代、写材料。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5月，是全面武斗、夺权的混乱阶段，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本是为制止这种混乱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动乱制造者实际是“文革”发动者，罪责却推给了“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清队”意味着从胡揪蛮斗变成了有系统的政治迫害，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此时冯友兰已是73岁老人，他于8月底9月初被工宣队诓骗出去，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判升级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大教授们在“牛棚”里济济一堂，批判冯友兰时，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外，还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洪谦开始也跟着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但造反派却认为资格不够，只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自报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又不够格，他只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各种不同级别的“罪行”中，冯友兰是最重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番讲话对冯友兰来说，无疑形同救命。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067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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