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张怡所说,朱棣对这些忠臣比对敌国的大奸大恶还要狠毒,这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和敌国战争,俘虏敌国君臣,这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甚至加以赞扬的壮举,当然可以对俘虏宽厚以示仁义。王朝更替也很好解释,就如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因为元政紊乱,元朝统治者贪婪残暴是事实,起义兵解万民于倒悬,是替天行道,所以没必要对俘虏那么凶狠。而自己闹家务事,叔叔篡了侄子的位,不能说天命已移,也不能说替天行道。只能说侄子被奸臣们蛊惑、左右做出傻事,起兵是为了保卫祖宗留下的社稷江山。那么,要证明“造反有理”,自己不是篡位,要把罪过推到建文帝的臣子身上,是他们离间皇室骨肉,是他们搬弄是非,因此必须严酷镇压。朱棣的篡位和对建文朝忠臣的残害,是留给他后代子孙最大的历史包袱。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即位,都不能也不敢怀疑自己祖先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定性,否则的话就说明自己屁股下的龙椅来路不正,简而言之,当年造反有理不容怀疑。尽管包括皇帝在内心里都明白,那些被成祖残酷迫害的建文旧臣都是忠义之士。在最推崇道德礼法的大明朝,一群道义上最值得人尊重的士人,其冤屈却没人敢为其鸣冤。——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平反,亦非一般的政治案件翻案,而是直接动摇皇权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事件,包括皇帝在内没谁敢轻易作主。但血迹总在时光中一点点被冲淡,对当时朱棣当皇帝的合法性质疑也一点点在冲淡,因此朝廷对建文君臣的看法悄悄地发生改变。先是英宗复辟后,想到自己被弟弟景帝囚禁的滋味,将心比心,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这位龙子凤孙分不清猪牛。但这只是人道主义关怀,对“靖难”的政治定性,都得小心翼翼回避,不能涉及。可是,有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方孝孺的人仍这样然蒙冤,似乎在向整天喊忠孝的文臣们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向胜利者低头,不要对失败者愚忠,造反只要成功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个结对朱棣以后的每个皇帝来说,解不开就有后遗症。比如武宗正德皇帝荒唐异常,不把祖宗江山当回事,野心勃勃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理由和当年朱棣相同,真是有样学样。如果不是王阳明及时剿灭,宁王真的坐了江山,谁敢说他是篡位呢?到了万历帝时,距朱棣篡位已经近两百年了,皇帝这把龙椅,当年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还是合法继承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让不合法变成了合法。这有点像一个人占有某份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长期无人提出异议,最后相关民事法律认可他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帝国已进入暮年,当政者最大的希望是利益格局稳定下去不被人打破。此时,就得大力提倡方孝孺对建文帝的赤胆忠心,也需要一再强调曾被自己祖先朱棣破坏的程序法。也就是说,当年自己的老祖宗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有罪。如此,为方孝孺等建文朝忠臣平反并修纪念碑,既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且时机也成熟,对政局不会有负面影响。
万历帝本人对建文帝非常感兴趣,他登基后多次问张居正建文帝最终下落,是不是真的去当和尚了。而且让张居正将一首传为建文所写的七律抄录进呈。诗中说道:“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万历和建文性格有些相似,优柔寡断而文才出众,这大约也是为建文忠臣平反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需要。而恢复被朱棣削夺的建文年号,追谥建文为惠宗,也就是说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承认建文是合法的皇帝,彻底了解这一历史公案,则推迟到崇祯年间,离明亡没几年了。张怡评论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家属 “惨动天地”,“以见烈皇帝(崇祯)殉社稷,死事寥寥,非无故也。”当年祖先那样对待方孝孺们,现在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却希望臣子们都学方孝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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