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死后,蒋琬成为蜀汉的执政者,主政12年,政通人和,经济复兴,百姓安居乐业,蜀中呈现了一派“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大好气象。然而,在《三国演义》中,这位举足轻重的蜀汉重要人物却是个极其次要的过场角色,他的名字仅仅出现了24次,与出现了1747次的诸葛亮相比根本就不成比例,甚至与他的后继者姜维比较亦相差甚远(姜维的名字出现了302次)。这不能不说是件十分遗憾的事。平心而论,蒋琬是三国时代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德兼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蜀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宽广容人、秉公处事的领袖气度古往今来,多有这样一类人:就个体而言,才能超拔,但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容人,缺乏凝聚力,因而就群体而言,其才干实难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人虽然是人才,但不是大才,不是领袖之才。蒋琬胸怀宽广,谦恭和顺,容物容人,具有不同寻常的领袖气质。陈寿《三国志·蒋琬传》载:诸葛亮很早就看好蒋琬,向刘备举荐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事实上,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魏、吴虎视眈眈,蜀汉国力脆弱,人心浮动不安。在此危难之时,堪当重任的最佳人选正是蒋琬。《三国志·蒋琬传》云:“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蒋琬继诸葛亮之后之所以能成为蜀汉众望所归的执政者来支撑大局,同他的个人魅力密不可分。他不卑不亢,待人宽厚,处事冷静,善于团结同僚。部下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对上司不愿曲意逢迎,蒋琬同他谈论,他常常默然不应答。于是,有人便向蒋琬进谗言,说杨戏轻慢上司。蒋琬当即驳斥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不仅不怨恨杨戏,反而认为杨戏是个快人、直人而予以肯定。部下督农杨敏曾在人前批评蒋琬做事糊涂,能力有限,赶不上前任诸葛亮。有人将这话转告蒋琬,主张推问整治杨敏。蒋琬十分平静地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后来,杨敏犯罪下狱,众人以为杨敏必死无疑,岂料蒋琬心无亲疏厚薄,依法秉公处理此案,使杨敏得免重罪。其公正无私宽厚容人如此!这与生活中那些只喜欢别人对他溜须拍马大唱赞歌而听不得不同声音极力排斥异己的昏庸官僚相比何啻千里!可惜这几条史实没有被罗贯中采入《三国演义》中,致使蒋琬的美德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不过,《三国演义》对蒋琬豁达大度的胸怀还是有所描写和肯定,一个典型的例子对杨仪的处罚。杨仪虽有才干,但是个狷狭自私的小人。小说第105回说,诸葛亮死后,杨仪自觉才能超拔,且平定魏延功高盖世,理应继任诸葛亮之职。没料到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是蒋琬,于是杨仪深恨蒋琬等人,“自以为年宦先于蒋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赏,口出怨言,谓费?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结果,“后主大怒,命将杨仪下狱勘问,欲斩之。”但宽厚的蒋琬不但没有记恨而落井下石,反过来还替杨仪说情:“仪虽有罪,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未可斩也,当废为庶人。”蒋琬这种不感情用事容物容人的气量明显优于诸葛亮。诸葛亮虽然智慧超绝,善于识人,但在用人和处理问题上常夹杂着个人好恶之情。魏延英勇善战,但生性“矜高”,傲慢少礼,又有主见,敢于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因而向来不被诸葛亮所喜欢。街亭之战中,不派魏延等宿将担当大任,而重用自己关系亲密却无任何实战经验的马谡据守要冲,终致北伐失败。晚年在处理杨仪和魏延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明显偏袒杨仪而压制伤害魏延,直接导致他死后魏延不服杨仪节制而同室操戈,给蜀汉集团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罗贯中借费?之口指出:“杨仪于丞相前累谮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其实,《三国演义》的读者都明白,逼反魏延的岂止是杨仪,诸葛亮亦难辞其咎。诸葛亮的偏心狭隘与蒋琬的公正豁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由于蒋琬虚怀若谷,容物容人,善于化解矛盾,使得他当政的十多年中,蜀汉上下齐心,百官勤勉,政治清明,民风纯良。这充分显示了蒋琬深具魅力的领袖素质。
二、精明干练、沉着稳健的政治家风范作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蒋琬的声望不仅仅建立在优秀的人品上,更建立在他出色的才干上。蒋琬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办事精明强干,深得诸葛亮信任。《三国志·蒋琬传》说,蜀汉建兴八年,诸葛亮任命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负责处理军中日常事务。蒋琬任职期间,一切井然有序,“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没有后顾之忧的诸葛亮常对人讲,蒋琬才高而“忠雅”,足以共谋王业。晚年又上表嘱咐后主道:“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可见,诸葛亮选择蒋琬接替他来支撑蜀汉大厦决非偶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对蒋琬的描写十分简略,但蒋琬精明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处变不惊的应变能力依然得到了形象的再现。第98回写东吴孙权继曹魏、蜀汉之后登坛称帝,派使者赴成都通报情况,并向后主表示愿与蜀汉建立同盟以抗曹魏。其时,诸葛亮驻扎汉中。成都君臣反复“商议”,“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蜀汉君臣此时还严守所谓“正统”,其迂腐、不懂权变可知。独有蒋琬不赞同与东吴绝交,因为绝交只能使东吴反目为仇,对蜀汉相当不利。但他又不便违背“众议”,他深知诸葛亮的意见能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他向后主建议:“可令人问于丞相”。询问的结果是诸葛亮与蒋琬不谋而合,从而避免了一次吴蜀危机,足见蒋琬的精明和老辣。第105回写诸葛亮新亡,蜀中举国上下人心震悚,大有倒了擎天柱的悲观。而就在这时,边庭告急,“东吴令全琮引兵数万屯于巴丘界口,未知何意”。这对于蜀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致后主惊问:“丞相新亡,东吴负盟侵界,如之奈何?”在此危急之时,蒋琬沉着冷静地估量形势,在不明对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他提出做两手准备:“臣敢保王平、张嶷引兵数万屯于永安,以防不测。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以探其动静。”结果很快消除了东吴君臣的觊觎心理,使孙权折箭为誓:“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蒋琬面对突发事件,处变不惊,从容措置,充分显示了他善于应变的大将之才。蒋琬的过人之处还体现在他善于处理复杂棘手的问题。魏延杨仪事件是蜀汉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内乱,诸葛亮执政时,魏延领丞相府司马,杨仪为丞相府参军,一文一武,都参与军机大事,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左右臂。但二人向来水火不相容,诸葛亮又未能秉持公心妥善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终致二人在诸葛亮死后彻底反目。魏延不服职位低于自己的杨仪节制,而杨仪仗诸葛亮遗令,撇下魏延不管,独领大军南撤,使魏延勃然大怒:“竖儒安敢欺我!我必杀之。”于是魏延率部径先南归,放火烧绝栈道,以断杨仪归路。其后,二人羽檄交至,纷纷向后主诬告对方叛逆朝廷。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太后及蒋琬等朝廷大臣都保杨仪而疑魏延。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满朝文武都知道诸葛亮不喜欢魏延,因诸葛亮的名望而偏向杨仪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杨仪是不懂军事的文官,照常理推测贸然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魏延是骁勇善战的武将,造反的可能性比杨仪大,因此对魏延加以防范亦在情理之中。当蒋琬率军北上处理这一事变时,魏延已残死于杨仪的追杀,并被践踏头颅和夷灭三族。魏延的悲剧固然同他的意气用事有关,但公报私仇的杨仪和偏心的诸葛亮实负有罪责。魏延屡建战功,善养士卒,在军中颇有威信,加上魏延实无叛逆之心,如果不给魏延一个公正的结论,恐怕难服众心。为蜀汉整体利益着想,蒋琬毅然推翻先前的判断,将事件真相如实禀告朝廷:“(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魏延传》)算是给魏延摘去了叛臣的帽子。接着又帮助后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念及魏延前功,厚葬魏延;杨仪统领大军安全南归及扶孔明灵柩至成都有功,但在诛杀魏延事件中显得自私狭隘和残忍歹毒,因此加杨仪为中军师而“无所统领”(即升其职位而不让掌兵权)。这样的处理十分得体,既安抚了同情魏延不幸命运的将士,又抑制了嚣张狠毒的杨仪,从而避免了蜀汉内部矛盾的激化。毛宗岗对此处置非常欣赏,在《三国演义》105回的行批中评曰:“处置得停当,想必蒋公琰所教也”。的确,在蜀汉的政治家中,蒋琬最善于处理内外复杂事件和棘手问题,其办事的稳健和老到甚至是诸葛孔明所不及,即使置于整个三国时代,蒋琬仍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奇才。
三、贵柔守静、用兵以奇的战争谋略在世人看来,蒋琬是治国之文臣,在军事上无所建树。《三国演义》没有把蒋琬作为重要人物来加以刻画,恐怕正是这一因素的影响所致,因为《三国演义》流传、成书于汉民族遭受欺凌的宋元时期,人民崇拜民族英雄,渴望民族英雄收复失地,《三国演义》将蜀汉作为汉民族的象征,那些舍生忘死主动讨伐北方强敌的蜀中将领如诸葛亮、姜维之流自然成为小说热情讴歌的对象。然而,客观公正地讲,尽管蒋琬没有具体指挥过一场重大战役,但他英明的战略思想对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审时度势,大胆修正北伐战略刘备、诸葛亮等蜀汉早期执政者都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大业。尤其是诸葛亮,几乎把毕生的心血投入到统一大业之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诸葛亮“爰整六师,无岁不征”,但始终“未能有克”。北伐曹魏是蜀汉制定的宏伟目标,这个战略思想本身并不错,诸葛亮的失误就失误在急于求成上。“连年动众”,穷兵黩武,这是犯兵家之大忌的。战争的胜负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国力是否雄厚,蜀汉连年征战,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入不敷出,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国民经济更加单薄,诸葛亮晚年不得不承认蜀国“民穷兵疲”,对北伐中原之战他本人也没有任何必胜的信心和把握,“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逆睹也。”可见诸葛亮生前的北伐之战基本上属于毫无实际意义的消耗战。有鉴于此,成为执政者的蒋琬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勇气果断修正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改变“无岁不征”的局面,推行道家“贵柔”、“守静”的战争思想,以守边为本,以静制敌;为节省财力、人力,将北伐大本营由汉中迁往涪县(今四川绵阳),将汉中作为北伐基地;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使民休养生息。事实证明,蒋琬从实际出发,制定、实施贵柔守静的战略决策给蜀汉带来了生机,在蒋琬和费?相继执政的近二十年中,除一些局部征战外,没有贸然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得蜀汉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只可惜这种富有实效的战略方针到姜维执政时被完全抛弃,蜀汉又回到了“无岁不征”的老路,姜维九伐中原,几经折腾,虚弱的蜀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烟消云灭。陈寿在《三国志》中曾对蒋琬、费?、姜维三人的执政得失做过一个总评:“蒋琬方正有威重,费?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说蒋琬、费?承诸葛之成规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他们在军事上恰恰改变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但说姜维一改蒋琬制定的守柔居静的国策而穷兵黩武终于导致蜀汉“陨毙”,则点到了要害处。蒋琬等人的成功和姜维等人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决策的重要性,值得后世执政者深思。
(二)深思熟虑,积极筹划北伐战役蒋琬推崇居静守柔的道家方略,为蜀汉的稳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道家的居静守柔之道在军事上不是消极的防守,而是积蓄力量,待机而动,老子所谓“以奇用兵”,意即等待时机成熟突然发起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蒋琬在努力增强国力的同时,也在积极筹划蜀汉的北伐战役。《三国志·蒋琬传》说:“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蒋琬对诸葛亮生前的军事行动作过认真总结,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道险运艰”,粮草、兵员供应无保障;二是进攻方位一成不变,敌人预先有所准备,凭高守险,不易攻克。为此,蒋琬深思熟虑,决定调整主攻方向和进攻策略,将西出汉中改为东出汉中,将攻坚战改为奇袭战,计划顺汉水东下一举夺取魏兴、上庸等郡。魏兴即今陕西安康地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房县、竹溪等地。上庸一带是三国时期一个战略要地,占领此处可以威胁荆襄,进而占领荆襄。蒋琬的本意正是攻其无备,出奇兵袭占上庸后再积蓄力量窥视荆襄,北向宛、洛,同时派一大将经略凉州,进攻关中,实行两面夹击,完成诸葛亮早年“隆中对策”的战略意图。只可惜蒋琬身患重病,未能及时实施这一战略企图。更加上蜀汉大臣多受诸葛亮谨慎作风的影响,没有多少人敢冒风险来支持蒋琬的决策,“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结果使得蒋琬的北伐东征大计中途流产。蒋琬死后,再也无人谋划东征之策。蒋琬奇袭上庸的军事构想现实不现实呢?战国时代,秦将白起正是从这一线路攻入上庸进而攻破楚国郢都的,当年刘备攻占汉中后曾派刘封进攻上庸也是沿着这条线路获得成功的,足见蒋琬的军事部署虽冒风险但切实可行。无数事实证明,毫无章法的军事盲动是蠢才,而基于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军事冒险是奇才。所以,蒋琬虽然没有在军事上建立惊世奇功,但他毫无疑问是蜀汉最清醒、最富战略头脑的军事家之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人自以为才高八斗,但未必有真才实学;另有许多人不言不语,谦虚自卑,但却是真正的高才、英才。三国时代的蒋琬属于后者。因此,尽管蒋琬在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不应忘记,他是一位真正的三国历史名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社稷之器。

王前程,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副主任

王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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