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
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了，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因此，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忍耐不住，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按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知道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他们一部分授以兵权，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神宗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对此，遭到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语见《明史·外戚列传·郑承宪》： “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显然是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神宗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1590）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们除了关心废长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与大臣商量处理，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宫廷失火都懒得过问的地步。
明宫三案 祸首郑妃
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迁往洛阳就任，这对郑贵妃来说，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击。但就是这样，这个女人也一刻都没有因此放松对目标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无减，致使新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会有救，于是制造了“妖书”一案。
所谓“妖书”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事见《明史·吕坤列传》：“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载：“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大朝廷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
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郑贵妃曾一度绝望过。但还有一个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宫一席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此时的郑贵妃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实施新计划。只是王皇后虽说身体欠安，但却因生性清心寡欲，对人对事都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与神宗同一年去世。郑贵妃一个个手段都用尽了，一个个幻想都破灭了，绝望之余，她要铤而走险。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郑贵妃再也没有了顾忌，决定放手一搏。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梃击”案--此乃万历年间发生的明宫三大案之首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为起点，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神宗启奏。神宗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之后，向上奏报初审的大致情况：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如同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为此人有谋杀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着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刘廷元与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会审。此时郑贵妃兄长郑国泰密访二人，经过一番协商，刘、胡二人便顺着郑国泰的意思上疏说：这个男子叫张差，患有精神病，应速处决，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对此事甚为怀疑，就私下询问张差，张差承认是受内侍指使。王之?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告诉了刑部侍郎张问达。一时间，有人要谋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师迅速传开。由于郑贵妃蓄谋夺权已久，其兄郑国泰又有秘密行动，朝议都指向郑贵妃兄妹。神宗也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会审。张差经此一审，又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庞、刘二人曾许诺张差事成之后给以厚赏，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此时，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于是到神宗面前，连哭带嚎地要神宗给她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果然神宗心酸起来，叹息着对自己的爱妃说道：“现今既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恐怕是难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会坏事，现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语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郑贵妃一听连忙收住眼泪，急切地问道：“是谁？”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郑贵妃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如何使得？”神宗说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处境，我想也许会饶过你的，你去好好说说吧。”郑贵妃低下了头，迅速盘算着：看来也只能有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横，转身亲自去求太子。
到了东宫，郑贵妃先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见，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说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给她辨明是非。太子毕竟年纪还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缺少经验，对郑贵妃还一向胆怯几分，因而尽管深知郑贵妃常欲加害自己，也无可奈何；再加上郑贵妃有求于自己，倒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好机会。经过郑贵妃的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牵扯他人。郑贵妃见此连连称谢，又把太子好夸了一顿，才高兴地离去。本来群臣认为必须揪出幕后指使人郑贵妃一家，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可是经太子这么一处理，大臣们看到连被危及生命的当事人对此都不加追究，当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随后，朝臣按旨意将张差处死，又把刘成、庞保秘密处决。这场兴师动众、人命关天的梃击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自始至终导演这场闹剧的郑贵妃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五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为明光宗。可他在位仅30天。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桩大案--“红丸”案说起。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了，因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该如何自处？为将来着想，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于是郑贵妃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宠，长年受到皇父及郑贵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压抑，身体也欠佳。郑贵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点，使出一条妙计，暗想：此招一则定会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亲近我，二则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郑贵妃所料，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郑贵妃的礼物，又见郑贵妃态度转变，也就忘记了过去的私怨。李选侍是皇太子最宠爱的妃子，皇太子听信李选侍的话，还要礼部为郑贵妃加封。但终因遭到以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些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同时，郑贵妃又在自己的宫中选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已病得很重了，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所谓“红丸案。”
光宗死后，内外官员首先将其死因归咎于李可灼，事见《明史·熹宗本纪》：“光宗崩，遗诏皇长子嗣皇帝位。群臣哭临毕，请见皇长子于寝门，奉至文华殿行礼，还居慈庆宫。丙子，颁遗诏。时选侍李氏居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请选侍移宫，御史王安舜疏论李可灼进药之误，‘红丸’、‘移宫’二案自是起。”后来又知道进泻药而使病情骤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中的。原本二人都应处以极刑，但最后却都从轻处理：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和郑贵妃也都躲了过去。“红丸”案也就这样收了场。
光宗一死，郑贵妃顿感搬去了挡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块石头，轻松了许多，认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爱妃李选侍（西李）霸居乾清宫，酿成“移宫”一案。
光宗死后，郑贵妃企图当太后垂帘听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他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联名上疏指责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庆宫，这种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抚养之名，行专政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日”。并安排太监王安从宫内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华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拥着新皇帝齐聚乾清宫，逼李选侍搬迁。李选侍见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离开乾清宫。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在东林党人控制朝政的几年，郑贵妃勾结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的美梦遭到了破灭。这就是所谓“移宫”案。
明熹宗年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结束了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贵妃，把大明江山搅得天昏地暗，竟与大明一朝相始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匹；而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竟安然地度过了余生，这种结局也算是“一奇”了。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
还有一种说法；
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皇帝不只是对这位王皇后没有兴趣，对其他的妃嫔也同样毫无兴趣可言。那个在他生活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会出现，这时的他感到的依然是空虚和烦闷。朱红色的宫廷固然壮丽辉煌，但是欠缺大自然的灵光风采，因而显得平淡无奇。即使雕梁画栋之上刻满了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也因缺少鲜活的血液而显得干枯单调。按照节令，宦官宫女们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再换成轻纱，直至打扫落叶，疏通御沟……这一切越来越显得重复无聊，在遵循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没有令人羡慕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女子都可列在被选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纯美，言行有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皇宫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只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她们的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已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不料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万历陪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被册封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得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这场婚姻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的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三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14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姜应麟即上疏，给正热血沸腾的万历心中泼了一瓢冷水。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沉重，他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结果使得姜应麟及后来为姜说情的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近400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荡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筋疲力尽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表面看来，他是因为郑妃而万念俱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无可奈何地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作为日后凭据。现在时机已到，她必须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让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正当皇帝和群臣为常洵就藩一事争得难解难分之际，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
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她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福王进轿启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浑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300余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皇帝将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
不过，这出悲剧不是太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宫殿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朱常洵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尸体跟鹿肉掺在一起，被做成福禄酒肉，供军士填了肚子。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们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欷叹息。传统观念不可逾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对郑贵妃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无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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