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是幸运的，他很受大师和知名作家的推崇。我记得，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朔出道不久，王蒙大师就在“第一时间”撰文歌颂过这个“顽主”。“二王”在反对崇高、调侃乃至诬蔑鲁迅上，有代无沟，一拍即合，“我的天”！韩石山似乎有点崇拜王朔的意思，认为他有“非凡的胆识”，在王朔面前甘当“蠢才”，他说：“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真是个奇才。和王朔相比，我这样的作家，只能说蠢才一个。”海峡之隔，李敖有没有捧过王朔或王朔有没有捧过李敖，本人没有考证，不得而知。
因为他们互相推崇，惺惺相惜，所以很多见解是不谋而合。
王朔的骂鲁迅，除了对记者声称鲁迅用日本特务的钱出书外，最完整的论述都在《收获》二零零零年第二期上的《我看鲁迅》一文中，我以下所引王朔名言，皆出此文。
王朔说，鲁迅没有思想，他“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他借一个醉汉的话说：“鲁迅，有什么呀！论思想，他有毛泽东有思想吗？毛泽东，有雄文四卷，起码让三代中国人灵魂受到洗礼……”他又借一位“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的话说，鲁迅思想“实际也没什么新鲜的，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李敖从鲁迅不是革命家、不是思想家切入，认为“他的思想其实是相当的贫乏的”。并说，因为鲁迅不懂“议会政治”，所以不是“思想家”云云。韩石山则认为“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资源之单调与贫乏。说来说去，全是旧文人的那一套”。
王朔说，鲁迅爱生气，“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李敖则说，“鲁迅有没有这个度量呢？一个整天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他的心胸有的时候放不开，不是他不对，而是他放不开。”又说，“鲁迅他还是太狭窄了，太不快乐了，最后得肺病死掉，我觉得充满了怒气的死掉，我觉得那个死相可能不太好。”在韩石山那里，“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他对“年龄小”的大学生说：“我告诉你们吧，从我的接触看，凡是读鲁迅多的人，尊奉鲁迅的人，脾气都很大，不光脾气大，连面部表情都变了，成了这个样子（做立眉瞪眼状），猛一看，真是狰狞可怖……整天阴沉着脸，像谁欠了二百块钱似的。”韩石山做什么鬼样，我没在现场，不好置喙；我想象过去，大约是对我们常见的鲁迅“横眉冷对”状进行夸张？也未可知。韩石山虽然没说，但结合他对鲁迅的全面评价，应该有这样的想说而未说之言吧：鲁迅是动辄发脾气的不会笑的动物。
王朔说，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李敖也认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所以不是文学家；韩石山则把鲁迅的作品几乎贬得一无是处。
王朔说：“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做‘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李敖认为，“鲁迅的文章很烂”，为什么很烂呢？因为“鲁迅的白话文很明显地被文言文卡得很紧。所以我说他的白话文写得不好”，“鲁迅一方面受了文言文的影响，脱胎换骨，小脚放大没放好”。韩石山则说，鲁迅的文章有很多“古文痕迹”，“全是旧文人的那一套”、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等等。
王朔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李敖说：“鲁迅一直被我们肯定，即使在文革时代，大家注意，那么多书被烧了被摧毁了，鲁迅的书一本都没有禁啊，所以大家知道嘛鲁迅死后是享受了太多太多的光荣，当然这得力于毛主席对他特别地网开一面，讲起来也是值得我们玩味。”韩石山则更为极端，说“……到了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就和鲁迅一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王朔诬蔑鲁迅用日本的特务经费出书，他在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时说：鲁迅“在上海住的时候也很会选择——选择的是日租界，他与内山完造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台湾一些书中的诽谤性说法：内山完造是一日本特务，他是用特务经费为鲁迅先生出的书……”李敖则说鲁迅“不骂日本人”，不骂内山完造，是“亲日派”。只有在这一点上，韩石山很“厚道”，他只说鲁迅是“法日派”，而没有像王朔、李敖那样信口雌黄。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想到了《杜鹃山》中温其久的名言：“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考虑。”之所以有这样共同的见解，事实上，他们还是一样如韩石山所言，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得出科学的结论”，那么，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科学方法”呢？我们开开眼界吧：
一是套用或杜撰他人不着边际的话来诋毁鲁迅。比如，上面提到了，王朔客观上要把鲁迅诬蔑为汉奸，但他不这么说，却说“按台湾一些书中的诽谤性说法”；又如，王朔要表达鲁迅不是思想家，认为鲁迅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用的是一个醉汉的话，还与毛泽东做莫名其妙的比较；接着，又是借用“一位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的话来表述的，胡扯什么鲁迅“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之类。王朔一向给人似乎有豪气的感觉，仿佛有一种粗野的力量。可是，你既然要骂鲁迅，指着鼻子骂鲁迅是汉奸等等，不就行了吗？如果真这样，我要用王朔的表达方式说：丫还有点血性。然而，他却不，既然是诽谤性的东西，你却又搬来宣扬！酒桌上混混的话，不须论证，用来流布，你为什么不自己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呢？我看这类话八成是王朔自己的话。我还是要借用王朔的话来“耍王八蛋”，我操，丫整一个傻B！
李敖的鲁迅“撒试卷”说，是从他爹那里听来的，他爹已死，一个孤证，也死无对证，李敖宣扬此例，无非要证明鲁迅的“横眉冷对很扩张的现象”和“过分的跟人不友好相处”的性格。此外，李敖不加斟酌、考证地引用陈清泉的话，说鲁迅骂陈独秀是焦大，这是典型的胡冠鲁戴。韩石山要在人格上贬损鲁迅，却从鲁迅的身高下手，和冯骥才一样个高的他，认为像鲁迅这样身材矮小的人“心地阴狠”、“偏狭固执”，然而，他借助的是一般读者无法核对的郁达夫之子郁天民的话。自己想诋毁鲁迅，直说就是，东拉西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其战术与王朔同。
借别人的嘴流布一种观点，如果你论证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也可以告诉你，这又不是他说的，已经老早就告诉你了，是他听来的，你何必当真？在中国文坛一向耍酷的王朔，他天天在骂中国读书人——中国哪里有什么作家，流氓集体转业就成了作家（大意）——但唯独不骂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所有关乎正义与良知的重大事件，从不见他支持过什么、反对过什么，这一点，他甚至连李敖都不如，柿子捡软的捏，好像很有豪气，在粗野的外表下深藏着媚态的精细；在“我是流氓我怕谁”无所畏惧的外衣包裹下，却有也懦弱也自私也虚伪的灵魂。丫实在不是什么好鸟！自然，李敖和韩石山也是“潮人”，与王朔比，半斤八两，难分伯仲，李敖是上下五百年文章第一，韩石山是“文坛刀侠”，一律酷毙了。
二是“感悟”大于论证，感受多于思辨。谈感受而不需要论证，随便乱说自然有随便乱说的灵气在，但也不免漏洞百出。李敖和韩石山都是崇尚胡适的，胡适的著名观点是：“拿证据来！”不进行论证的感受，最终还只能是感受。王朔的《我看鲁迅》，只是感受性的文章，有多少“证据”呢？比如，鲁迅用日本特务的钱出书，没有证据。韩石山一样用感受式语言表达，说王朔文章出笼后，“鲁研界”是“一片哗然”，好像地球上突然冒出外星人；“一片惊慌”，仿佛王蒙的话应验了，科学家克隆了五十个鲁迅，中国要引发大地震了。“我的天”！这种文学性的描述，这种猜测，绝对是危言耸听。韩石山怎么会忘记了现在是什么时代？还会有人为一篇文章“哗然”和“惊慌”？还是一片！韩石山虽然极有学问，在大学做过许多演讲，其中多场演讲就是反反复复地推销他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然而，我要说的是，他是感性的，他和王朔等人一样，本质上还只是一个作家。
韩石山还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即“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所谓“少不读”“老不读”的，也只是脱胎于“男不读三国，女不读红楼”的感悟，这些感悟属于他个人的体会，无可厚非，但肯定是没有多少学理可言的。如此，我也只能用感受性的语言来以毒攻毒了：听说有一个学者，他少年时候爱喝水，老年了爱喝酒，但因为年纪大了，不胜酒力，所以在那鼓吹，少年应该多喝酒，因为少年时身体好，承受力大，不容易醉；老年的时候要多喝水，因为身上毒素多，喝水可以排毒。于是，他到处演讲，出了一本书《少不喝水，老不喝酒》，哇噻，畅销一时！矿泉水公司聘请他当顾问，酒厂也聘请他当参谋，老有所为，其乐也融融。其实呢，此君一早起床是喝水，晚上饭时要喝酒。知道了这一消息，老人也呼上当，少年也叫受骗。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从个人才气来说，鲁迅是天上的精灵，胡适是人间的建筑师。也是一代才子的韩石山，应该不会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鲁迅是酒，胡适是水。我一般不提倡少不喝酒，老不喝水的。
李敖的“当时鲁迅这些人都是陈独秀提拔起来的”，这也只是他的感受，如何提拔？有组织部文件吗？至于胡适不仅营救陈独秀，还营救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以及鲁迅不骂日本人等等，更是出自他带偏见的感受，没根没据，莫名其妙！
三是概念含糊，随意化地表述。李敖、韩石山等人，在发表高见之前，为了吓唬人，都要煞有介事地表白一番。李敖演讲的时候，要搬出一大堆的书，似乎十分严谨，他的学问是很靠谱的。韩石山在《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吗》一文中批评“中国学术界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做什么都不求甚解，不下定义，似是而非”，说了别人不严谨，似乎自己就是天然的严谨了，就像骂了别人是婊子，自己就成了贞女一样。王朔把非议鲁迅说成是“耍王八蛋”，什么是“王八蛋”呢？要怎么“耍”？李敖说鲁迅的文章“很烂”，怎么才叫“烂”？到了什么程度才算“烂”？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还是要算韩石山了。他经常用的词是鲁迅和谁“闹翻”了，又和谁“闹翻”了。什么叫“闹翻”？“闹翻了”是什么样的状态？“闹翻”是不是韩石山抨击别人时经常提到的“比较含糊”的概念？
四是自设靶子，搞伪命题，不是鲁迅也当鲁迅，通过贬他们的“鲁迅”，来达到否认鲁迅的目的。王朔说，“没听说世界文豪就写这些东西”。谁说过鲁迅是“世界文豪”了？虽然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但我相信外国人是不容易读懂鲁迅的，就像外国人不容易读懂曹雪芹一样。王朔又说，“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谁说过鲁迅的小说都好了？十个指头有长短，每一篇小说自然是有区别的，《祝福》与《一件小事》的成就当然是不一样的。谁说鲁迅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了？我也不认为鲁迅的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因为之前有《红楼梦》在。但是，我是认同“鲁迅的文学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一判断的。此外，文学成就不像体育比赛，有硬条件，有可比性，文学作品展示的往往是独立的世界。像王朔说鲁迅与史铁生不是一个量级，这就像把摔跤与拳击搅在一起一样，叫人无法判断。王朔还有鲁迅的“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等，都属伪命题。
李敖说鲁迅不营救陈独秀的儿子而胡适却营救了，这也是子虚乌有的假议题。韩石山为了突出“英美派”胡适，为了不让鲁迅与之抢“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地位，从王朔那里七拼八凑了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说（韩认为，鲁迅只是“文化革命新军的主将”。鲁迅算不算“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也算自设靶子乱打一气。
这种手法是，把没有的或不是的东西硬栽到你的身上，把你吊得高高的，当靶子打，让不明真相的人云里雾中，陷入迷魂阵。反正鲁迅已经不能开口，反正许多人懒得理睬他们的胡言乱语，于是，他们的高论或可大行其道哩。
五是以似乎的自贬以贬鲁迅。这一点在王朔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王朔说，他“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王朔是痞子，这自然是情理中事，但他要暗示鲁迅也不能免俗，他在鲁迅的书中随便乱翻，竟然一眼就翻出了他所需要的内容，“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份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这里，他客观上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在鲁迅的书中也能找到黄色的东西；鲁迅的杂文原来都是七抄八抄的。此外，他通过贬他的“那个不学无术的女儿”来贬鲁迅的《一件小事》，说是“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的作品（其实，《一件小事》从来没有被收入小学生的课文，小学高年级收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早些年，中学课本似乎收过《一件小事》，这也可算作上面提到的“自设靶子”之一例）。
摘1自⊙WwW,Ma4r,CoM
袁良骏先生说，李敖的顽劣不羁、吊儿郎当也的确是无人可比的。不说别的，单是李敖文章中、演讲中对性、美女、性交等等的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鲁迅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生殖器长在脑袋上，他一定是世界第一的“性事专家”。李敖虽不具有这样的生理结构，但他一天到晚把这些玩艺儿挂在嘴上，不断地用这些玩艺（即“黄段子”）调人的胃口，扩大自己的“收视率”，他自然也就无愧于“性事专家”的“美誉”了。试问，古往今来的中国文人，谁有这样的“胆识”？谁又有这样的“厚脸皮”呢？李敖所以被公认为“老顽童”，这种大胆厚皮正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李敖在关于鲁迅的演讲中，似乎还没有像王朔那样有针对性的“自贬”，但他一贯的手法，也是与王朔同的。
我印象中，韩石山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王朔和王朔们已有自我的定位，也知道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他的自贬是假，是为了宣扬他的洒脱，他的率真，贬鲁迅则是不遗余力。
关于王朔，因为他是韩石山、李敖的知音，或者说是同类人，我在本书的上编关于韩石山的部分，已经多次提到这个“潮人”，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本想把相关内容相对应地复制到这里，可又想，在一本书中如果有太多的内容重复，那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有兴趣的读者，如果看了有关内容，应该可以感受到，我如果再在这里逐条批驳王朔，实在是一种浪费。
不过，许多读者、学人对王朔的观点多有抨击，为求完整，我择其要者，摘抄若干，以飨读者：
关于鲁迅不是思想家。王朔认为鲁迅思想没有什么新鲜的，理由是：“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起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对此，吴中杰先生在《重温鲁迅“苦口的忠告”》一文中说：“这使我感到很惊讶。评论一个作家的思想，不去研究作家本人的著作，却以别人的研究文章为依据；而且，我很怀疑批评者是否认真读过别人的鲁迅研究文章，因为据我所知，研究鲁迅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为数着实不少，只要略一翻阅鲁研著作，便会看到许多分析鲁迅思想的文字。如果批评者根本不去看书，只是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不过是在酒宴饭席上听人胡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道听途说是不能作为评论的依据的，别人的文章也只能作为参考。要评论鲁迅的思想，还须认真地研读他的著作。鲁迅不是思辨哲学家，他以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理解深刻著称。这些深刻的见解，就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且不说别的，单以被指责为‘概念产物’的《阿Q正传》而言，其中对于国民性的剖析，对于阿Q革命心态和最终命运的描写，都有深刻的意义，决不是时下的侃爷们所能达到的。”（《文汇报》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陈漱渝先生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一文中说：“鲁迅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思想家比肩。如果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怎会用‘吃人’两个字就概括了数千年来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的罪恶的本质？如果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怎能对先儒所说的‘一治一乱’进行鞭辟入里的阐述？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治’，就是中国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乱’，就是中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寥寥数笔，就准确描绘出一部《钦定二十四史》中这种历史循环的怪圈。鲁迅其他体裁的作品，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思想，比如散文诗《野草》，就体现了鲁迅深刻的人生哲学。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有很多令人警醒的哲理。王朔认为鲁迅对于男女过日子的事‘实在是生疏’，但就是在小说《伤逝》中，鲁迅告诫热恋中的青年：‘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又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些至理名言，难道不表现了鲁迅对爱情真谛的洞察么？新时期以来，对于鲁迅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历史思想、文学思想都有研究的专著，对于鲁迅的科学思想、伦理思想等也有研究的专文，这些难道不都反映出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么？”（《鲁迅研究月刊》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在拙著《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一书中，有一篇关于李长之的文章，题目就叫《鲁迅不是思想家？》，其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什么叫思想家？怎样算有了思想体系？像《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确实建立了一个系统，开创了一个学说，是伟大的思想宝库。我所要说的是，有没有思想系统，不是看表达的方式，而要看他一生的思想建树，看他为现实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孔夫子有没有思想？毛泽东有没有思想？如果我们承认孔夫子和毛泽东都是思想家，那孔夫子的思想不是由许多对话组成的吗？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由“概论”一类的书来完成的。换一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也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堆垒而成的。这些文章里面有的固然是论文，但也有杂文，也有书信等等。和孔夫子、毛泽东一样，鲁迅也有自己的思想及其体系。我的手头有一本张琢著的《鲁迅哲学思想研究》，这本书从鲁迅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前期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进化观、阶级观、群众观、辩证法思想、反虚伪精神、对奴才主义的批判，以及性道德观等等，分别进行论述，作者说：“鲁迅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既有相当深广的自然科学基础，更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厚的社会阅历，并有高度的理论修养。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许多方面都树立了巍峨的丰碑。他的著作，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版）我读了这本书，为鲁迅思想的系统与完整而深为叹服！
与传统的建立了体系的“大砖头”比较，鲁迅不过是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像教科书一样写出来。只能说鲁迅的思想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不能说鲁迅没有思想。可是，又是谁规定了思想的表达方式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呢？
关于鲁迅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历来是有争论的。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胡风在上海的《希望》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发表《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一文。这篇文章反驳了认为“鲁迅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说法，指出：“如果离开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所积蓄起来的人类智慧底宝贵的路线，独创地弄出一个什么思想体系，那即使不是《大同书》的康有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梁漱溟，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森林哲学的泰戈尔或不合作主义的甘地罢了。鲁迅生于封建势力支配着一切的中国社会，但却抓住了由市民社会发生期到没落期所到达的正确的思想结论，坚决地用这来争取祖国底进步和解放。这是他的第一个伟大的地方。”这里胡风提出了鲁迅的思想与一些先哲时贤的不同，鲁迅的思想是根植于现实的土壤，鲁迅更多的关怀是祖国的进步和解放。胡风又说，“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这是鲁迅的第二个伟大的地方。“最后，鲁迅底战斗还有一个大的特点，那就是把‘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冷酷的分析里面，也燃烧看爱憎的火焰。”以“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貌似理论高超的断语来否定鲁迅，是鲁迅否定派一贯的说法，胡风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却简明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谬论，是有理论意义的。
“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针对李长之的这个论断，袁良骏在《误解与真知》一文中指出，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诚然是思想家，但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难道就不是思想家吗？他们也许没有留下什么哲学讲义，但是，他们的伟大作品不都是他们伟大思想的结晶，含蕴着深刻的哲理吗？反言之，没有深刻的思想，他们能成就自己伟大的作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就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自然也不例外。姑不论鲁迅的数百万言的杂文，即使他的小说，也都是他的伟大革命思想的结晶。像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其思想难道还不够博大精深吗？难道我们能够离开鲁迅的创作实践去苛求什么‘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吗？实际上，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熟悉洞察，对中国革命的精辟分析，几乎超过了中国当时所有的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和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已经而且还将从他的遗产中撷取那些思想的精华，从而指导自己除旧布新的伟大斗争。怎么能否认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呢？如果鲁迅够不上思想家，那末，小自中国、大至世界，还有多少人可以够得上思想家呢？”（《鲁迅研究年刊：一九八一》，陕西人民出版社）袁良骏认为，鲁迅是另一种类型的思想家，是以文学家的面目出现的类似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家。在这里，他突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与全面认识。有日本人说，懂中国的有“两个半”人，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毛泽东。蒋毛我姑且不论，说鲁迅懂中国，这是肯定了一个客观事实。如此，我不禁要问，难道懂中国的鲁迅，可以是一个不是思想家的鲁迅？
鲁迅是深沉敏锐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爱憎分明，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
拙著于二零零零年五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写作时间大约是一九九八年前后，当时，王朔和李敖们的高见还没面世，是针对李长之而发议论的。今天重读，用以对付王朔们的胡言乱语，也还合适。
关于鲁迅不是文豪、作品的长与短以及杂文问题。王朔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并为鲁迅的“伟大”而愤愤不平；“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王朔进而对鲁迅大不敬，说鲁迅这样做是不“正经”，在“凭小聪明和雕虫小技”蒙人。对此，姜振昌先生在《鲁迅的真诚与明智》一文中指出：“鲁迅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而倾注终生大部分生命和心血去写杂文，这是早在三十年代文学界就议论不休的话题。王朔以作品的长短大小来衡量其价值的优劣高低，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谬误，正如美玉钻石从来不是以重量大小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一样。鲁迅杂文是文学中的奇葩，创造了一种中国人表达感情和智慧的独特方式，其伟大意义和不朽价值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王朔的这一切结论不仅源于他一贯的‘玩世不恭’和‘看人低’的习惯，而且真真地反映出他对鲁迅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的不理解。”（《文艺报》二零零零年五三十日）
对这一问题，林贤治在《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人民日报》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一文中是这么看的：
鲁迅从来不曾以“文豪”自居，他写小说，并不因小说是“‘作家’这一行的仿伪标记”，相反小说在中国历来是不算文学的，正如散文在王朔的眼中一样。据鲁迅自述说，本意不过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至少可以为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者呐喊几声，破破寂寞。那结果，他自己总结是“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有什么影响呢？新派的小说家却视之为拦路的“老石头”。鲁迅后来改作杂感，这类东西不特今天看来不值一哂，当时作者便因此得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的恶谥。但如鲁迅所说：“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开就完了。”这于世人应当是毫无妨碍的。至于说这些“不是很过硬”的作品藏有什么思想罢，据说里面“漆黑一团”，“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不能说给国家民族指条明道”，当然是不配称作“思想”的。要说鲁迅尚有一点令人佩服也即“迷信”的地方，在王朔那里，顶多剩下“品格”了。他一面说，“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都只为“他的为人或说高贵的德行”；但一面又说，鲁迅“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鲁迅在被“随便批评”之后，当然最好不愤怒，一愤怒，便立刻还原成为苏雪林笔下的那个反复小人了。幸而除了个别吁请大家“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人之外，如王朔所说，“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民不再是鲁迅那个时代完全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伙人了”，已经是“灵魂受到洗礼”的主人了；不然，以小人的格局，影响将要变得更为恶劣。
关于王朔《看上去很美》裹脚布似的长篇与文豪或文学家的关系问题，我实在不想再费口舌了，这一点，我在本书关于李敖的部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关于所谓神化鲁迅。在谈到王朔所言“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时，张伯存先生在《<我看鲁迅>值得商榷》一文中指出：“这事儿搁在‘文革’我信，那是另一种对鲁迅歪曲、删削的神话，现在压根儿不存在这种什么气氛、力量之类，而是相反。王朔说想追求精神自由，首先得忘掉‘精神自由之神’，依此逻辑，一个流氓想追求爱和美，得首先杀了爱神维纳斯然后再大施淫威方罢，王朔的话语实实在在地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无法释怀的‘影响的焦虑’。”（《北京日报》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二日）
林贤治先生在《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一文中也谈到这一问题：“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即王朔说的使老百姓变得‘谁都敢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茅盾率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的话题。时隔二十年，王朔著文《我看鲁迅》，算得是世纪末的回应。据称，今日的鲁迅不但被‘神化’了，在‘迷信的气氛’之外，还形成了那么一种‘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确正视他’。这样一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仅仅因一个可恶的鲁迅，便须大打折扣。诚如王朔所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非‘耍王八蛋’不可了。把鲁迅称为‘神’始于三十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鲁迅生前，像高长虹就给他戴过‘思想界权威’一类纸糊的假冠；所谓‘神’，无非是在‘权威’的基础上加以放大的另一种说法罢了。不过，重提‘神化’的旧话，倒是利用了曾被称为‘现代造神运动’的‘文革’结束之后的特殊语境，便利于制造破除某种同鲁迅相关的精神和思想意义的口实。当年，当大队的‘英雄’向鲁迅兴师问罪时，鲁迅问道：是‘本罪’呢，抑或‘影响罪’？推究起来，大约在他生前，所问多属‘本罪’，身后便多是‘影响罪’了。”
张伯存把“文革”中的鲁迅与新时期的鲁迅区分开来。林贤治则用王朔的原话来点出王朔的可笑，你不是说，当下已经“谁都敢说”了吗，鲁迅又如何成了“蛮横的力量”？又如何“压迫着我们不能正确正视他”？事实是，“文革”以后，绝对不存在王朔所声称的不能正视鲁迅等等的状况；相反，王朔一类斗士们倒是隔三差五地往鲁迅坟上吐唾沫。如果说鲁迅是一头死老虎的话，如果说鲁迅是一头被困在动物园中的老虎的话，那么，王朔一类打虎英雄应该是以武松打虎做背景，做着一出又一出的“打虎秀”。张伯存说的“影响的焦虑”，林贤治重提的“影响罪”，归根结蒂，鲁迅太有影响了，地位太高了，我不“耍”他又耍谁呢？鲁迅的巨大存在，本身就烛照出王朔一类小丑的种种可笑，诚如王彬彬所言“鲁迅如果不被王朔这样的人所憎恶，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而王朔如果不朝鲁迅这样的人吐口水，王朔也就不成其为王朔。”（《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关于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几点想法》，《鲁迅研究月刊》二零零零年第七期）
此外，王朔的其他叽叽喳喳，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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