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875-1907),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1907年,秋瑾英勇就义。此后上百年时间中,有关秋瑾的研究、评论一直未间断,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而关于她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也经常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呈现。

一、红毛鬼惹恼巾帼侠女

在1904年留学日本之前,秋瑾就已经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1]93.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中逐渐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秋瑾的童年时代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疯狂掠夺中国财富、西方侵略者在中华大地横行霸道、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反抗的浪潮的大环境下度过的。中法战争期间,法军攻入厦门马尾港,在厦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正跟随祖父一起宦居于厦门的秋瑾目睹了同胞被欺凌的惨景。父亲经常在家中表达对时事的不满与愤恨,更加深了秋瑾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她有一次对父亲说道:"红毛鬼那么厉害,我们中国人再不自强,岂不是要沦为红毛鬼的奴隶。"清政府对内欺压、对外屈膝也让秋瑾印象深刻,心中渐渐萌现了亡国的阴影,引起了她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单纯朴素的爱国情怀。

秋瑾的青春岁月是在湖南度过的,那时父亲迁官至湖南,带着全家居住于长沙。后来,秋瑾嫁给了有着"湖南王"之称的王廷均,住在离长沙不远的湘潭。如此说来,湖湘文化对秋瑾的成长产生了特殊影响。在《秋瑾遗闻》中,有文记载道":秋瑾虽为浙籍,但其口音纯像湖南人。"此外,人们一般认为,秋瑾极富侠女风范、生性豪爽、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湖湘文化影响有关。秋瑾在湖南生活时期,正值大规模维新变法运动撼动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也撼动着秋瑾一贯反对的封建伦理纲常。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正在北京赴考的康有为等上千名举人联名要求清政府变法。一时间,全国要求变法的风潮四起,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尤为活跃。上至湖南巡抚陈宝箴、下至维新人士谭嗣同都通过各种方式倡导变法救国,使原本守旧闭化的湖南大昌士气,很快形成了爱国救亡的社会风气。成长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秋瑾自然如沐春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秋瑾的革命爱国激情再次被点燃,她深情地说:"庚子事变已然令我可不顾生命,革命若能成功,我死而无悔。"

从此,秋瑾明确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志向。在《杞人忧》中,秋瑾作诗道:"幽燕烽火几时收……难将巾帼易兜鍪。"在字里行间,秋瑾深切表达了内心的担忧,恨不得自己亲上战场冲锋陷阵。

二、长阅历倒向革命队伍

无论是厦门,还是湖南,都不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中心,六朝古都北京才是当仁不让的民主革命的风口浪尖处。因此,秋瑾在北京时,她的革命爱国思想与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恰如有历史学家所言:"秋瑾的确信仰过维新变法,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但她尚未踏入改良主义一步,就即刻倒向了革命队伍。"这一转变与秋瑾三进北京有直接关系。

秋瑾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02年,目的是跟随丈夫入京捐官。

第二次是1903年,目的是跟随丈夫入京履职。第三次是1904年,目的是经北京赴日留学。这三年中的北京尽管直接由清政府掌控,但北京城里各种新学已随着社会发展、思想启蒙而不可逆转地流行开来。原本就具有开阔视野、开放心态的秋瑾在北京结识了吴芝瑛。此人是着名的清末桐城学派代表人物吴汝纶的亲侄女,从小深受书香门风熏陶,精通诗书。凑巧的是,吴芝瑛的丈夫与秋瑾的丈夫都在户部任职。秋瑾比吴芝瑛小七岁,对她非常敬重,二人姐妹情深。吴芝瑛夫妇与报界、书局的人来往甚密,且思想开明,秋瑾时常登门与他们或者谈论国事,或者吟诗作词。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收藏了不少

有关新学的报纸书刊,秋瑾通过阅读上面的文章认识了杨守仁、黄兴、窦燕石、孙翼中、黄宗仰、蒋方震、邹容、陈天华、黄藻等革命志士,对他们不遗余力编撰的《游学译编》、《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爱不释手。

在一次由吴芝瑛组织的妇女界人士会议上,秋瑾结识了一位日本友人服部繁子,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当时是京师大学堂的日语教师。在与他们交往过几次后,秋瑾最终确定了赴日留学的目标。在赴日之前,随着时局的风云变幻,秋瑾的思想和言行日益偏向于激进的革命,就连吴芝瑛、服部繁子等友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服部繁子曾说:"秋瑾激进的革命态度正是中国社会的一方写照。革命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病,秋瑾显然也得了病。"[3]135秋瑾还对吴芝瑛说过:"如今人们动不动就说革命,我认为,革命不是口头说说,最起码要从家庭革命开始。"吴芝瑛听后告诫秋瑾说:"妹所言却是骇闻,革命应慎之。"秋瑾回应道:"姐勿惊,革命乃吾所持人生宗旨,欲达目的,岂非数十年后方可。"

三、独见解成为革命党人

1904年,秋瑾到日本留学,她的革命思想在该时期初步形成。这时清政府已腐败不堪,没有能力应对内忧外患的紧张局面,只能通过制衡的固化模式处理内政外交。即希望国人团结一致对抗外国侵略者的同时,还希望借助境外势力有效打击国内反政府力量。这使得当时中国的进步人士都看清了清政府虚伪、媚外本质,试图通过自身努力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许多进步青年选择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和科学知识,为封闭的中国社会环境注入新思想。许多留学生选择到日本留学,学习富国强民的知识。留学生中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在回国后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寻求救国之路。作为进步爱国青年的秋瑾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提出种族革命和革命排满思想。秋瑾还积极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标志着她从爱国青年转变成了真正的革命党人。

秋瑾在日本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提出革命排满理论。

在她创作的《宝刀歌》和《宝剑行》等诗中,都透露出她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坚定决心。在革命工作中,秋瑾认识到保皇党的奴性本质,从思想上将保皇党和革命党划清界限。当她意识到梁启超所谓的"保皇就是革命"的伪革命理论后,对此极为反感。她曾说,有的人分不清种族是非观念,只会奉承拍马。这些人自认为忠心耿耿,实际上是奉仇作父,残害百姓。为了追逐名利,昧着良心巴结朝廷,贪图荣华富贵。然而满人的朝廷终究不是汉人的天下,无论保皇党如何献媚,都有被杀的危险。可见,秋瑾十分不满保皇党的做法,主张进行种族革命。

秋瑾在留学时,对于许多革命思想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她看来,革命分为真革命和假革命两种。假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贪图虚名、借机敛财,为了谋取一官半职趋炎附势,为清政府出谋划策。这样的革命就属于假革命,完全不可取。真革命则是不惧生死、不图虚名、不畏艰险,以夺回失地为主要目标,不使中华民族沦为奴隶。她批判梁启超等保皇党人口是心非、贪图富贵,互相欺骗排挤,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恶劣勾当。这些人从未想到过为民族大义牺牲个人利益,从未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谋求福利[4]71.因此,秋瑾一直试图寻找肯为革命牺牲的革命党人,这种思想在她的《精卫石》一诗中有所体现。经过两年在日本的学习,秋瑾认清了保皇党们假革命的虚伪本质,明确了只有真正的革命党人才能拯救中国。因此,秋瑾坚持革命排满和种族革命是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标志着她的革命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四、奋疾书揭露清虚伪

1905年年底,秋瑾从日本回国,全力投入革命事业,志在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统治。在《普告同胞檄稿》中,秋瑾揭露并控诉道:清政府财政溃烂、朝廷贪得无厌;只知让百姓负担纳税义务,却不让百姓有丝毫参政议政权力;官府歌舞升平,百姓流离失所;国之兵权操于清廷一家,民之财富集于紫禁一隅;练兵、加赋,清廷以种种盘剥欲制华夏于死命。秋瑾进而得出结论,清政府必须被推翻,革命势在必行,同胞万不可再像沉睡之狮。在谈到国家未来的出路时,秋瑾提出:先要雪汉族两百余年被奴役之耻,后要建中华二兆方圆求富强之国。由此可见,秋瑾的革命主张已经比较成熟,即推翻清政府、建立新国家。1906年,在同盟会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掀高潮,清政府深感威胁和恐惧,为维护统治地位被迫决定"预备立宪".消息一出,不少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激动不已,甚至对清政府产生了幻想,他们不仅积极组建宪政组织,还奋力为清政府立宪扯大旗。但是,秋瑾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穿了清政府借立宪稳人心、保统治的伎俩。在《光复军起义檄稿》中,秋瑾断言道:"清廷步步算计,防民如防贼,如今美名立宪,实则杀戮不绝于书,实则大肆集权于手,实则汉人损益而满人嚣张。"可见,在清政府的立宪骗局下,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黄粱美梦中,秋瑾保持了清醒的革命头脑,也证明了她革命爱国的彻底性。

作为女性革命志士中的佼佼者,秋瑾对革命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非同一般的体悟。她从日本回国后经人介绍到湖州浔溪女校担任理科、日文等课程的教习。她一边教书,一边唤醒女校内外的女同胞们积极投身革命。在浔溪女校,学生对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秋瑾非常爱戴,但反动校董金子羽等人却对秋瑾的革命言行视同洪水猛兽,容不下半分。金子羽故意捏造社会舆论,逼迫秋瑾从浔溪女校离职。秋瑾来到上海,联合光复会成员陈伯平、尹锐志等人创建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革命联络点,同时还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宣传工作。秋瑾意识到,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争取自由平等,必然要遭到上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阻力,因此仅凭她个人单枪匹马是绝无可能卸下广大妇女同胞身上背负的封建枷锁的,必须团结全国的妇女同胞。她为此开创了一片妇女舆论阵地,即创办了《中国女报》。当时针对妇女同胞的刊物只有一份《女子世界》,而且经常刊载文言文章,文法深奥难懂,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社会很少有女子可以读懂。秋瑾的《中国女报》以开风气、倡女学、建团体、联感情为宗旨,只刊载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和思想开放的革命檄文,深受广大妇女同胞的喜爱[5]164.随着妇女读者群体的逐渐扩大,秋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奋笔疾书中,揭露妇女深受封建压迫的残酷现实,批判自古重男轻女的遗风,提出妇女用革命手段反抗压迫的一系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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