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堂历史课。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坐在涂着绿色墙裙，天花板高的吓人的教室里，走进来的是一位我们都不认识的"黄老师"。他拍打着大开本的历史课本，点名要班里最聪明的孩子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同学们都叫我的名字，我有些怕生，但也带着责任感和骄傲站起来，听他提问。他看着我，一板一眼的说："你们整天坐在课堂里学习，最终是要学会什么呢？"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而言，甚至，对于任何年龄的学生，这样的问题都足以让人阵脚大乱。我一时间只想到语文课本上刚刚教过的周恩来"为中国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嘟囔着，说着要学会一些本领，好让祖国强大，这样一类的话。他笑笑，让我坐下，用清朗的声音说："我觉得读书，是要学会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好人。"

不知为何，我虽不常想起当日的情景，但却从未忘记它。有句话说：你记住了什么，你就是什么(You are what you remember.)。不过，像这样的经不起推敲的"智慧废话"实在太多??你读了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吃了什么你就是什么，你爱什么你就是什么，最诡异的说法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You are what you is)。我们今天，一方面无比关心自我感受，似乎自己的内心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的用最世俗的标准衡量自身和他人。"一个好人"这样的说法已成为被忽略、轻视、嘲讽的陈词滥调，只有在否定别人的时候才被偶尔提起，"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在一个现代的消费社会里，道德模糊、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成功故事，往往比平凡生活中的道德闪光点受到多得多的关注。旧社会里对于道理和德行的重视，让位于新社会里对出身和得失的计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不独为现代中国所有。对此悲观的人，惊呼社会多么多么道德沦丧；而对此乐观的人，则表示这真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标志，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无论对今天的道德状况作何判断，没有什么严肃的思考者会否认，在任何时代，道德问题都是人类思想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记录历史这个行当里，过去发生事情的道德意义是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在两汉到晚清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正统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把史作为经的旁证和补充，历史是道德的婢女，虽然也间或以"求真"、"致用"的名义登堂入室，但是在对于过去的记录和阐释中，道德关怀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维度。从民间来看，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里，对于历史人物，更受关注的往往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面对重大抉择时刻，他展现出来的道德勇气??项羽、刘备、岳飞、孙文作为失败的英雄，比刘邦、曹操、袁世凯这些"马上的天下"者，或是"乱世枭雄"，赢得了更多的承认。这并不是否认在传统中国思想中，"成王败寇"思想的存在和影响力；但是这种对于历史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始终只是一种反叛的诱惑。儒家的道德观念，其起点是"己"，而其终点是"人"；而各式各样的功利看法无非是起源于"己"而终于"己"的，他们只能停留在思想光谱中最隐蔽和最冲动这两段，占据不了中心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要在现代中国重提"历史叙述的道德责任"这一有些拗口的说法呢？传统中国业已泯灭，那些放置在博物馆的橱窗里被观看、被口沫横飞的评论、然后过眼即逝的所谓"传统"，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我们每日的生活，又能有多大的关系呢？如果现代社会是不道德的，那再有道德担当的历史叙述也无法拯救它；在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看来，道德和一个小闹钟差不多，是可以随意解构、重构的，因此无论历史怎么被叙述，它总能和道德伦理发生关系。最后，一种特别有诱惑力的说法是，在现代社会里，道德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了，当前唯一的问题是"治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有技术的，而不是思想的，或是道德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尼采在他的时代需要追寻道德的起源的话，那我们则需要追寻这些"非道德"和"反道德"力量的起源。我们今天的道德，已经退化为一种善良、淳朴、本分的零零碎碎的农业感情，我们不愿对超越普通生活场景的善恶表态，动辄嘲讽那些宣扬大是大非的人们；我们对于生活中的恶行感到如此平常，通常的反应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从不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我们自身，从小范围的草根维权行动到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抗争皆是如此；我们对于收买、威胁、分化的手段是如此缺少抵抗能力，让迫害者们洋洋得意的认为，我们的道德贞操和他们一样廉价。这些现象的起因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高度相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些历史的看法。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叙述，到底是加强了我们内心的坚强力量，还是剥夺了我们的道德情怀，这是在今天无比紧迫的问题。

今天在课堂上被教授，在坊间被谈论，在媒体上所呈现的中国历史大多是缺少道德责任的，尤其是近现代史。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一系列思想和政治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所有的现代史都是一场关于进步、发展、变化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例外。可是与西方的近现代史不同，在课堂上被广泛讲述的中国近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没有欢笑、没有幸福的进步史??失败、屈辱、沉沦是描述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常用词汇，也构成了后来新中国进步的依据。这和僵硬冷酷的唯物主义史观有关??黑格尔有言，"世界历史不是快乐生长的土壤，那些短暂的快乐时期是历史这本书里的空白页面。"这也和实际的政治需要有关：同仇敌忾的感情相比温暖的乐观，有着更好的团结、动员的力量。这种历史叙述，往往给人许多无法消解的负面情感，而且迅速指出迫害者和凶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而拒绝更加深刻的、关于自身行为的道德追问；文革结束以后，随着"革命"、"人民"丧失了其历史合法性，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在"求真"、"求实"的旗帜下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但因为历史原因，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自由很快受到限制，未能打破近代中国是"受害者"这一情感牢笼，也未能完全揭开蒙在传统中国身上的重重迷障；古代中国的辉煌，近代中国的屈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复兴，虽然遭受过多少不痛不痒的指摘，但依然成为了一种强势甚至是霸权的历史叙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就是这种霸权历史叙述的小小注脚。

这种非道德的历史叙述中并不是没有好坏忠奸，并不是不分善恶，而是并不采用道德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有时他采用一种经过伪装的，或是强词夺理的理性来为自己辩护??阶级、历史的动力、进步、稳定等等；有时他宣称新的时代有新的道德观??"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种具有道德责任的历史叙述，则无需凭借理性、新道德这些借口来为自己正名：在阅读爱德华?吉本、钱穆、奥威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看待和自身或近或远的过去时有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感召力，那种关于历史的道德责任感是一种低调的，但却是异常丰富的感情。套用华兹华斯描述美好的诗歌所用的短语，那是一种静谧之中沉思时心底涌动的力量。

在最近的一些日子里，有一些在历史叙述中和现实生活中肩负道德责任的人消失了，还有一些无法出版他们的作品。与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苦难，与那些屠杀、囚禁、流放相比，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无法选择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即使我们的选择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需要忍受自身的软弱，而不是放纵它；我们需要克服一些惰性和恐慌，而不是任由他们控制我们。道德从来也无法提供任何力量，唯一能够察觉到道德力量的时刻，是道德消失的时候。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无法忘却那第一堂历史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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