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南开之父张伯苓
1876
4
月5
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家中。十五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5
，张伯苓成为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生。就在前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打击。不久，当张伯苓去海军的“
通济”
舰实习时，“
通济”
舰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舰船设备七零八落，无人整修，船上官兵也个个士气低落，官不官，兵不兵，整日吃吃喝喝，不务正业。张伯苓第一次感到自己军事救国的理想受到严峻的挑战。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决心从海军退役，投身于教育事业。
天假其时，天津社会名流、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等职的严修正在为严氏家馆延请塾师，经人介绍，张伯苓和严修结识，受聘到严氏家馆任教。他此后在教育实践中得益于严修之处颇多。他经常对学生们说：“
真万幸，遇到严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
民国初，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天津显示出勃勃生机。张伯苓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发展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渴求，遂下定决心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创办一所大学，也为中学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继续深造提供条件。放眼国内，要么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要么是得到国外教会支持发展起来的教会大学，并没有较完善的、非常成功的私立大学可资参考借鉴。为此，他远渡重洋，于1917
8
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高等教育。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桑代克等人指导张伯苓学习了有关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等方面的课程。张伯苓还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凯尔鲍德里教授认为中国的学校应该向学生灌输一些共和思想，以树立民主观念和公共群体意识，抵消长期以来封建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这番话让张伯苓沉思良久。
归国后，他就雷厉风行地组织起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规划设计校园、宿舍、教学楼等具体事宜，并且开始在外面四处奔波，为创办大学筹募经费。1919
秋，张伯苓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创校伊始，张伯苓就表现出极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早在美国研修教育学的时候，张伯苓就开始留心，在中国留学生中为南开大学物色教师人才。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归国之后，也直接来到了南开任教。南开大学刚刚成立不久，在张伯苓的周围，就陆续聚集起一个兢兢业业为南开大学发展尽心尽力的优秀教师群体。张伯苓尊重每一位教师，每一位新教师到校，总要举行欢迎茶话会，并由学校拔给一间宿舍，里面各种家具用品一应俱全，每天还派专人清扫，让人产生到家的感觉。
在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方面，张伯苓更是想方设法为有潜力的教师提供深造的机会。化学系的杨石先教授，到南开大学之后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张伯苓遂用美国罗氏基金派他去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杨石先获博士学位之后，谢绝了德国的高薪聘请，重新返回南开大学任教，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或许，吴大猷的一番话最能集中表达教师们共同的心声：“
张伯苓校长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籍伯乐识才之能，聘得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之名家，更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
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
张伯苓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在天津市内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有服务员询问张伯苓的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
号。”
该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
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这才领悟“11
号”
就是步行的意思。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但是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那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张学良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节选自《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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