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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的秋色——曾妈妈的平凡故事
岳母曾志去世十,至今仍是家中鲜活的话题。她经过无数次重大革命运动的磨练,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本色。由于理念、追求以及生死历练而形成了人格特征的一贯风貌,即使在后来我所见到的常态生活环境中,也深深刻下原先的样子。’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中组部正部级待遇,但家中私事,她不指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照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既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这么一来,摆到餐桌上的饭菜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莱,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妻子陶斯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我这个女婿似乎宽容一些。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二十多前的公交车站秋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上,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叱当”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脑震荡”。
休养时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身为医生的陶斯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人,腿脚不复当。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她的家居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我本想,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陶斯亮告诉我,那样的结果一定是被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台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台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
岂止半块台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一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未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的,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总是笑吟吟地婉谢。
有一夏天,曾妈妈去北戴河,需要提前返回北京,她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朋友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弄得他进退两难,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傻晒。
有六十多位朋友为曾妈妈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七十周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为我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跟随党走过七十,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
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6月
21日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台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一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恍然有悟:这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在常态生活中,刻意走向平凡,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安详,心清似水,净无杂尘。这位在战争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在和平岁月里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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