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申明：“80后”作为一个群体划分，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年代概念的提出，是极其危险的，它意味着断裂整个时代，取消其他考量因素，从而引出“一代人的悲剧”这样一个庞大误解。对于西方所谓“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我们犯过这样的“大而全”、“窄而偏”的定义错误。与有些年轻作家不愿使用“80后”这一概念一样，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概念。
在我们1980年后出生的人中，有一些人曝光率很高，俨然成为明星式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似乎成了全体那个时代人物的代表，然而，对于某个正待研究或探讨的项目来说，任何一类数量稀少的“样本”都不足以反映它的全部特征(何况他们很多只是商业运作“产业链”中的一环)，又怎么能说这少数几个人物就是“我们”呢？更多的1980年后出生的人尚未进入公众的视野，我们中的更多人既不“典型”也不“出众”，是否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我们”，采集更多的“样本”，进行更多的分析，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很多年前，美国著名学者麦克卢汉在他的《娱乐至死》这部书中，预言了大众狂欢时代的到来。或许作为这场狂欢的主力参与者，80后们受到了谴责。然而，我们仅仅是参与者，太多的无知与盲目充盈了头脑，真正的操盘手却隐藏在幕布背后，他们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他们之中有几位是1980年后出生的人？他们是否应该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而且，也许这是一场商业狂潮对价值判断的冲击，而不是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角力，我们能否站在商业与价值这个层面去分析去探讨呢？能否不用粗暴的代际划分来刻意掘深“代沟”呢？许多有识之士列举了一些所谓“80后”精英，他们很多人是网络新秀、企业新星，借他们来阐明“‘80’后的积极走向”，但我个人认为，他们具有的商业符号意义更大，同样不足以说明我们群体的共性。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我既看到了他们这样的优秀分子，也看到了其他平凡的、默默的但满怀热情与美好的人。在新近闭幕的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上，我和许多来自各地的学生一样成为外语志愿者，我们乐意投入其中，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清楚自己的方向。据我所知，贫困山村、边远山区、农田厂矿，都显现着1980年后出生人的身影。我们正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或许我们可以给1980年后出生者归纳出一些共性，并从共性出发来探讨不良现象的解决之道？比如：8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由封闭走向开放，80年代后的人一出生，就面对这广阔世界的冲击；物质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后出生的人在小康社会中充分享受到物质条件的优越；中国经历体制转变，资源配置的引导性作用明显，体制更加灵活也更加宽容，给了1980年后出生的人更大的活跃空间；独生子女占到城市子女的大部分，家庭给予了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关照，也造成了溺爱和纵容，使得部分1980年后出生的人性格孤僻、不爱和群、缺乏爱心；社会竞争越发显著，学习、就业压力凸显，由于大部分1980年后出生的人尚处在成长期，自我实现的愿望与成功可能之间的矛盾突出，个人意愿与淘汰法则之间不相容，造成了部分人精神压力过重，言行过激。
可以归纳的背景因素尚有很多，1980年后出生的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改良作物应从改良土壤着手，同样，对于1980年后出生的人，我们也应该从改变环境因素入手。我们正在长大，大到可以渐渐影响社会的价值走向，但我们不敢、不会也不可能成为整整“一代人的悲剧”。请允许我们犯一些错误，容得我们暂时的无知，宽恕我们唐突的轻狂，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协助我们、规范我们，“我们”中的大多数是愿意倾听愿意行动的。我相信这才是理性而建设性的解决之道。
当憧憬大过悲叹，当诚恳大过激奋，当引导大过整饬，当浇灌大过打压，所有的人会看到，我们都已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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