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
明代文学思潮发展中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是抒情命题。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除极少数重理而轻情之外,绝大多数都讲抒情,只是此抒情与彼抒情实存差别。这差别,主要是“
性其情”
与“
情其性”
。
明王朝初建立时,朱元璋对思想领域实行严厉管制,文学创作倾向的主流是服从于政教的需要,代表人物是宋濂和方孝孺。朱棣大力弘扬程朱理学,此一种文学思想主流,发展至永乐朝达到高峰。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形成的台阁文学思潮,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王弼说:“
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
他是指以性制情。他是承认人而有情的,但要约束情,使之不流荡,以达到情之中和。他说,性其情,就能达到情之正。他说的“
性”
,是人之本然的性,本然之性中有情。王弼的自然之性在程颐这里就成了天生本有的道德之性。性其情,就是以五性约束七情,要求表现情之正。
永乐间台阁文学作者们的抒情观,就是遵循程朱理学基本观念,以理约束情的很好的例子。杨士奇说:“
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
金幼孜说:“
大抵诗发乎情,止乎礼义。”
他说诗应该得于性情之正,而不是流连光景,风花雪月而已。魏骥更从性情之正进一步明确提出:“
唯在发乎性情而归于义理。”
同是表现性情之正,活动于宣德、正统间的薛?,追求的则是表现平静的道心。他也笃信程朱,认为本然之性就具有仁义礼智信。“
正”
,是表现无欲之心情。以仁义礼智信五性约束七情,使情归于正;以无欲的本然之性约束情,表现情之真,都是以理制情,对抒情有所节制,有所限定。虽然他们用以制约感情的“
理”
有所不同,但都属于性其情的范围。
另一种之抒情观,是情其性。情其性,是情摆脱理的束缚,任其自由发抒。嘉靖末,徐渭的诗书画,都有这种特点。他任由情之所至,随意挥洒,不受任何束缚。隆庆、万历初的一批文人,如王稚登、冯梦祯、屠隆,都属于情非理所能束缚的人,他们反复古,提倡言情,言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开始了明代文学思潮的大转变。冯梦祯论文,以真为宗:“
盖超然一本之性情,而自得于规矩之外者也。”
屠隆求真,返归本然之性灵。自创作倾向说,情其性的最重要的作者,当然是汤显祖,“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他于万历二十六作《牡丹亭记》,因情成梦,因情而死,因情而死可再生:把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便是公安三袁和他们的追随者。晚明放纵情欲的社会风尚,则为“
情其性”
抒情观之存在环境。
明初的性其情与晚明的情其性,有着明显的区别。此两种抒情观,与社会思潮、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两种抒情观,与文学的发展趋向也关系至大。在两种抒情观之间,有一个不小的灰色地带。如同不同思想的相互渗透一样,这两种抒情观,也相互渗透。人人皆言抒情,种种之抒情,情为何物,缘起与评价,自亦不同。细数起来,似更为复杂,有待于深入研究。
(摘自《文学遗产》2012第5期)
7.下列关于“
性其情”
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性其情”
的文学思潮出现于明初,恰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思想倡导相适应。
B.主张“
性其情”
的文人们大多重理而轻情,与后来出现的“
情其性”
思潮大异其趣。
C.“
性其情”
论者皆以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为己任,因而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
D.“
性其情”
论者都笃信程朱理学,甚至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就是仁义礼智信。
8.下列对“
情其性”
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A.情其性,就是摆脱理的束缚,任由情之所至,随意挥洒,徐渭的诗书画,就具有这一特点。
B.情其性,就是言情求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因而必须抛弃关于文学创作的规矩。
C.汤显祖是“
情其性”
的最重要的作者,他的《牡丹亭记》中的人物,既可因情而死,又可因情死而复生。
D.晚明放纵情欲的社会风尚,为“
情其性”
抒情观提供了现实存在的土壤,直至公安三袁等人,追随者仍不在少数。
9.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文意的一项是
A.许多台阁文学作者都认为诗歌可以从情感出发,但最后需“
得于性情之正”
,即归于礼义,其抒情观是以性制情的极好例子。
B.“
性”“
情”“
理”
是“
性其情”
的重要概念,他们对“
性”
和“
情”
的解说彼此一致,对“
理”
的理解却有所不同。
C.“
情其性”
和“
性其情”
的抒情观,都受到社会环境、社会思潮和个人立身处世态度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到文学发展的趋向。
D.“
情其性”
和“
性其情”
的抒情观之间存在颇为广阔的灰色地带,二者相互渗透;对情的缘起和评价也有诸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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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B错在“
大多重理而轻情”
,这类人物只是“
极少数”
;C“
以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为己任”
是台阁文学思潮,且前后不构成必然因果关系;D错在“
人的本然之性就是仁义礼智信”
,原文第四段只是说“
本然之性就具有仁义礼智信”
。)
8.B(“
抛弃关于文学创作的约束规矩”
,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据。)
9.B(“
性其情”
的主要论者,如王弼、程颐、薛?,他们对“
性”
的理解也存在较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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