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1915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1917
之后的事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使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汇聚到北大。同时，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将《新青》杂志迁到北大。由于北大进步师生的加盟，《新青》宣传内容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开始真正扎根到“
新青”
之中。而在《新青》杂志影响下，北大进步师生创办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又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这样，新文化运动从原来的陈独秀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梁漱溟先生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所说：“
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更令人感佩的是，蔡元培还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进攻，极力维持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1919
2
～3
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守旧势力，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他一面写毁谤小说，对新文化领导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其中把蔡元培比作赞助“
毁圣灭伦”
的怪物“
元绪”
（大龟）；一面发表公开信，指责北大陈、胡等人“
覆孔孟，铲伦常”
。同时，北洋政府也通过教育部对蔡元培施加压力，指责《新潮》杂志的言论过于激进，要求他约束北大师生的言行。对林纾的恶语谩骂，蔡元培嗤之以鼻，表示“
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
对林纾的公开信，蔡元培从容作复，一一辩明林纾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最后声明自己绝不改变“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方针。在回复教育总长的信中，蔡元培重申“
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
。对于守旧势力压迫他辞退陈独秀、约制胡适，蔡元培坚决予以拒绝，表示：“
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在保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蔡元培也是宣传新文化最力的人之一。如在提倡白话文方面，他在1917
2
月间便与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出任会长。此后，他还多次发表演说，宣传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在提倡科学方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继续支持我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
中国科学社的活动。1917
1
月，他为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撰写《祝科学》一文，极言科学之重要，指出：“
循是以往，凡往昔哲学之领域，自玄学以外，将一切为科学所占领，科学界之发展，未可限量，科学社诸君勉乎哉。”
此外，蔡元培还在经济上援助科学社，每月由北大编译处拨款作为《科学》杂志的经费，并积极为科学社募集基金。
然而，在宣传新文化过程中，蔡元培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同的思想特色。对陈、胡等大多数新文化运动人士来说，他们宣传思想革命，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将文化和思想工作看作是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段。而对蔡元培来说，他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固然也有政治的动机，实现“
救国”
的目标，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和道德革新看作是人的内在要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倾向，又导致了他在一些文化问题上与陈、胡等新文化人士持不同的见解。如在科学问题上，陈、胡等将科学看作是万能的，认为科学不但能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蔡元培则不同，他虽然也提倡科学，热心赞助科学事业，但他认为科学是有局限的，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关于存在、意识等“
形上”
的一部分问题是科学无能为力的。与此相关，在人生观问题上，蔡元培也不像陈、胡等新文化人士那样采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以为只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就解决了。他认为，美术和科学都是人生须臾不可脱离的，科学予人以知识，美术予人以情感的要求，指出：“
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
他还认为，美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美感具有与现实利益无关的超脱性，是人类生而固有的内在必然而不待外铄。并且，由于美感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便导致人类罪恶的“
占有性冲动”
逐渐减少，而使人类趋于高尚的“
创造性冲动”
得以逐渐扩展。
（摘编自崔志海《蔡元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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