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犁]
西汉耦犁：由二牛合犋牵引、三人操作的耕犁。其操作方法是一人牵牛，一人掌犁辕以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这种犁的犁铧较大，可使深耕、翻土、培壅一次进行，耕作速度快。
西汉耧犁：又称耧车，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的一种畜力播种机。该机由耧架、耧斗、耧腿等几个部分组成。耧架用木制成，供人扶牛牵。耧斗是放种子的木箱，分大小二格。大格储种子，小格相当于播种调节门，有一个带闸板的出口，可以控制下种速度，均匀地播撒。耧腿是开沟的铁铲，耧犁按播种幅宽、行数的不同，有一腿、二腿、三腿乃至更多的腿，其中以三腿的较多。耧犁能一次完成开沟、播种、覆土、压土等多项工作，提高了播种质量与效率，是当时水平较高的播种机，也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播种机。
[秦朝的赋税和徭役]
秦朝的赋税很重，《汉书•食货志》上说：“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即“收泰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猪)之食”了。
秦朝人民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和兵役。秦政府规定：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到京城或边疆戍守一年，这是基本的。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未停止过大规模征发徭役。首先是大建宫殿和皇陵，每灭一国，就仿其国宫殿，在咸阳盖起同样大小的宫殿。另外又建朝宫于上林苑，可容十万人；建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关中宫计三百，关外宫四百余，均建甬道相连。此外，又以刑徒七十余万在骊修建皇陵。至于全国修建的驰道，参加的戍卒民夫亦不计其数。修筑万里长城更用上数十万人运送粮草；若男子不足，甚至还用女子服役。秦代人口估计约二千万人，而每年被征服役者不下三百万，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以上，由是可见秦代徭役之繁重。
[井田制]
井田制是周代的主要土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就是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掌握的土地，庶人在公田上劳作，其产品全部归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有。公田又称为“大田”或“甫田”。贵族们提供给庶人耕种的小块土地称为私田，其收获归庶人私有。
关于公田和私田的结构情况，孟子曾有这样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公》)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所形成的土地疆界形状呈“井”字形，所以孟子称之为“井地”，后世又称为“井田”。《汉书•食货志》：“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八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古代献上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在井田制度下土地分配的情况。对于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意义，孟子十分强调其对“仁政”的影响。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公》)孟子的说法虽然带有一些空想性质，但他去古未远，其说法应当是基本上反映了周代社会基层单位的土地情况的。
[大禹治水]
传说在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居民困苦不堪。尧命鲧去治水，鲧使用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历时九年以失败而告终，鲧也被“殛之于羽”。舜命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总结其父及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江河的办法，凿龙门、辟伊阙、疏九河……，终于取得了成功。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广泛流传于世。
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诗经》、《尚书》、《左传》、《孟子》、《墨子》、《荀子》、《楚辞》、《管子》、《国语》等书中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是《孟子•滕公上》。其中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这里说的“禹疏九河”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他治理洪水之事，可能不谬。大禹为了治水，解除民众之苦，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忘我精神，为历的史学家所称颂。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227年创建的都江堰，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世界奇观。两千多年，引水灌溉，才使蜀地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是“天府”富庶之，至今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灌溉良田1000多万亩。
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主要部分为都江堰渠首工程，这是都江堰灌溉系统中的关键设施。渠首主要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引水工程和飞沙堰溢洪道三大工程组成。
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虎头岩的一部分。李冰根据水流及地形特点，在坡度较缓处，凿开一道底宽17米的楔形口子。峡口枯水季节宽19米，洪水季节宽23米。据《永康军志》载，“春耕之际，需之如金，号曰‘金灌口’”。因此宝瓶口古时又名金灌口。宝瓶口是内江进水咽喉，是内江能够“水旱从人”的关键水利设施。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中冲出，流至礼泉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郑国渠自开凿以，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
■二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
(一)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知识与能力]
通过学习教材中提供的历史献，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能对其种类、部门、管理等方面进行列举。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能对“工官”制度作进一步认识；同时，能对所涉及的手工业专有名词进行探究。
通过本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养成阅读历史献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借助历史献进行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特征，了解其生产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合理的辩证思维和创新性探索，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历史思维能力。
结合本中所提供的历史图片和内容以及手工业发展的数据，鼓励学生进行推理和论证，提高学生的历史比较能力和分析能力。
结合地图，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手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培养学生的历史时空感和观察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中所提供的历史献和图片及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大胆的想像、合理的推理和主动的探究。并尝试运用观察法、阅读法(包括历史献、地图等)、访问法和调查法等方法进行历史问题的探究和思考。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引导学生按合理、有效的原则对历史事进行归类；同时，设计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问题，指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对讨论过程和结果以及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内容的学习，知道中国古代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和完备的手工业部门，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从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我们伟大祖国与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
在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在有条的地区，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增加对古代手工业成就的切身感受。
通过书中献、历史图片和地图对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的人素养和热爱科学的精神。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内容共分为五个目。第一目，从总体上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背景下手工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并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事实。农户以耕作为主，兼营副业，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是比较普遍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形式，因此受到限制。
第二目，介绍了西汉手工业的“工官”制度和后“匠户”的产生。并说明“工官”制度的延续，使得技术水准较高的手工业局限于为帝王贵族服务的范围里，技术发明和革新不能服务于社会，新技术难以广泛推行。在“匠户”制度下，工匠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目，介绍了中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以及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说明当时丝绸制品主要为上层社会所消费，劳动人民在纺织品方面的消费受到经济条的限制。
第四目，介绍了中国古代冶铸业的发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铜器。商代的青铜器明高度发达。春秋时期出现铁器，中国生铁和块炼铁大体同时出现。中国古代的冶铁鼓风技术较早就进入了成熟期。
第五目，介绍了中国古代陶瓷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原始时代的彩陶就已经表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从商代中期到东汉晚期，是从陶到瓷的过渡阶段。中国古代的制瓷业高度发达，地域分布较广，在世界上影响深远。
本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
难点：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上去理解手工业的发展，可以适当地借助历史献法和讲解法，加深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分析“工官”制度的利弊及其原因，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鼓励学生进行探究。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中国古代宫廷工艺品和民间用品相比有哪些差异?
答案提示：(1)生产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由专门的官办皇家工场生产，而民间用品由普通的民间工场生产；(2)用途不同：宫廷工艺品除供日常使用外，还供艺术欣赏，而民间用品一般是老百姓日常使用；(3)管理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从生产到使用都由专门的官僚机构管理，而民间用品则不是这样；(4)工艺水平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水平是全国最高的，而民间用品则没有那么高的水平；(5)生产者的身份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者几乎没有人身自由，而且服务范围只限于宫廷，技术发明不能服务于社会，而民间用品的生产者则不受人身限制，技术的发明直接服务于社会；(6)价值不同：宫廷工艺品造价昂贵，而民间用品则价格低廉。
[议一议]
1．运用我们从古代诗、戏曲、民间传说中已经学到的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况。
答案提示：戏曲“黄梅戏”中董永和七仙女的“男耕女织”的剧情，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典型体现。
2．《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执玉帛者万国。”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在中国进入明时代的初期，丝织业已经相当发达?
答案提示：译：禹在涂召集诸侯，有许多诸侯手执玉器和丝帛参与盛会。这说明物质生产比较贫乏的禹的时代，丝织业的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然而，在中国古代丝绸是贵重织物，往往为贵族所专有。
[自我测评]
在地图上标示出定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和耀州窑的大体位置。
答案提示：它们的所在省份是：定窑——河北、均窑——河南、景德镇窑——江西、龙泉窑——浙江、耀州窑——陕西。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颜氏家训》中的一段话，思考中国传统农户是怎样实现消费的基本自给自足的：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译：老百姓要想生存，吃的食物于庄稼，穿的衣服于桑麻。蔬菜果类是园子里生产的；鸡猪等畜类是圈养的。至于住的房屋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燃料和照明所用灯烛，无一不是劳动经营所得。所以，能守住家业的人，即使不出门生存所需的东西都有了，只是家中没有盐井而已。
答案提示：因为中国古代长期以都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传统农户基本不和外界发生关系，尤其是商品交换关系；他的日常所需，诸如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通过土地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其中“桑麻以衣”以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等，都是手工业生产所得。
[知识链接]“匠户”和“匠籍”
明代学者王守仁设计“十家牌法”，关于“匠户”写道：“匠户则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可知匠户管理的形式。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了解学生的历史归纳、概括能力和观察能力。激励学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之奠定更好的学习基础。
[评价方法] 测验法、活动法。
[评价过程]
在本学习结束后，教师可以就本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测验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主要形式可以是笔试。要把历史知识和历史能力有机地结合起进行考查，不仅考查学生再现知识的能力，更要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应当重视对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基本特征的考查。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根据教学内容，通过作业或制作历史图表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类，从而有助于所学历史知识的掌握。进而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发展学生的良好个性。
如果条允许还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历史遗迹，如各地有名的瓷窑等。参观结束后，要求学生写出参观报告，教师以此对学生进行评价。
[评价总结] 本的内容适合用各种评价方法。在此只用了两种，检测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变化和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方法。
(五)历史问题注释
[崔是与《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的作者崔是，生活在东汉中晚期之间，生年不详，卒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出生于当地一个“清门望族”之家，祖驷，父瑗，虽未居显位，然均有名。中年以前居家。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由原郡荐举，出仕为郎。同年转为议郎。不久(约元嘉元年以后，延熹二年以前，即公元151—159年之间)，出任五原太守。任内劝导当地人民种麻和发展家庭纺织业，并整顿边防，卓有成效。因病去职，再任议郎。大约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鲜卑犯边，被任命为辽东太守，因母丧未竟就职。以后，大约永康元年(167年)底到建宁二年(169年)之间，被任命为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为官清廉，去世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他是当时与蔡邕齐名的著名的学者，两次任议郎期间，均参与在“东观”(东汉的国家藏书馆)撰修《汉纪》、审定《五经》等工作。“所著碑、论、箴、铭、苔、七言、祠、、表、记、书凡十五篇。”代表作是《政论》一书，“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后汉书•崔是传》)。
《四民月令》作为一部家庭经营手册，主要是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实况设计的，但其中也融会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
《四民月令》成书后，流传甚广。
新中国建立后，农史工作者把《四民月令》的整理研究当做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尽量做到不漏辑、不误辑，对所辑原作了详细校勘和注释，并分别在“附录”和“序说”中分析了崔是的生平、思想和《四民月令》的内容与价值。他们的工作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对《四民月令》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反映东汉末年地主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四民月令》亦为史学界所重视，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
《四民月令》的主题，是按一年十二个月，将一个家庭中的事务，作有秩序有计划的安排。这些家庭事务，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家庭生产和交换；二是家庭生活(其中又包括祭祀、医药养生、子弟教育、住房和器物的修缮保藏等方面)；三是社会交往。
《四民月令》所载家庭事务虽然牵涉面广泛，但有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内容是最多的。在家庭生产当中，大田作物栽培、园圃作物栽培、林木种植和利用、畜牧、采集，都属于广义农业的范畴，其中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种植业占居主导地位。在家庭手工业中，桑蚕纺织是与农业相结合的特殊的手工业生产项目，酿造和其他食品制作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属于农产品从生产转向消费的重要一环。交换活动主要是农产品和家庭副业产品的贱买贵卖。因此，虽然《四民月令》不是专谈农事的，更没有具体论述农业生产技术的原理，只讲什么时令应该做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四民月令》整个按月安排的计划中，中心和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农事活动，这与后世专谈节序的月令书不同，所以历都把它视为农书。
“四民”包括“士、农、工、商”，是指四种不同职业的编户齐民。“四民月令”，顾名思义，它按时令所安排的各项活动应该对“士、农、工、商”“四民”都是适用的；从《四民月令》的内容考察，它的确有普遍适用的一面，并非只适用于哪一个阶层。书中对各项农事的时间安排，如“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六月“趣耘锄，毋失时”；十月“趣纳禾稼，毋或在野”，只要是气候条相似的地方，当然对所有经营农业的编户齐民都是适用的。其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安排亦然。
[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它的基本特点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本经济单位或生产者个人的需要。
在自然经济条下，社会是由许多成独立体系的经济单位(如原始氏族公社、奴隶制庄园、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和封建庄园等)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少数则是畜牧业)以外，还从事其他各种经济活动：从采掘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加工成消费品，都在本单位内部实现，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很少。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个体经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它们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成员按照性别、年龄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如耕作、放牧、打柴、纺线、织布、缝纫以及制造工具等等。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毛泽东选集》，第586—587页)。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然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从有人类社会起，一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前，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只具有从属和补充的作用。
在自然经济条下，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单纯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规模十分狭小，各个经济单位又彼此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闭关自守，也就成了这种经济的必然具有的特征。
在向近代化迈进的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自然经济逐渐趋于瓦解，并终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只是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残余而存在。不过，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和奴役，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自然经济仍然被大量保留下。
[匠户制度]
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
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军队生产，受军队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他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完全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完全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局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局手工业部门中劳动的办法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军籍中也有不少在各都司卫所管辖的军器局中服役者，称为军匠。从法律地位上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比—般民户地位低，他们要世代承袭，且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匠、军籍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隶匠、军籍是不得应试跻身士流的。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受工官坐头的管制盘剥，工匠以怠工、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明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征银，政府则以银雇工。这样，轮班匠实际名存实亡，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人身束缚大为削弱。明中期开始的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无疑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到了清代，持续了4个半世纪的匠户制度正式终结。
[中国早期蚕丝生产]
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传说其发明者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她用蚕丝织造绢帛，使人们有了衣裳。丝织品比葛、麻类纤维织出的粗布具有无法比拟的优点。
把传说与考古加以印证，说明中国蚕丝的出现确实不下五千年的历史。近年考古学家在良渚化(距今约5250—4150年)遗址中发现了不少丝绸的物证。如在吴江梅堰袁家棣出土的一陶壶的下腹部刻有五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证明当时已经饲养了桑蚕。钱漾遗址中还出土了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都属家蚕丝。丝带宽0．5厘米，是由30根单丝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绢片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8根，可能是先缫而后织，推测是用水平式腰机织成的。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丝织业已达到了一定水平。
家蚕丝又叫桑蚕丝，与野生柞蚕丝、葛麻丝不同，是桑蚕化蛹前吐的丝，颜色洁白，有光泽，手感柔软。一只桑蚕能吐800—1500米天然纤维。现代家蚕个体大，吐的丝也粗。古代的家蚕形体小，蚕丝纤维偏细，所以当时用增加经纬丝数达到绢织物的密度。桑蚕的饲养及先缫后织技术的发明确实是中国古代一项很了不起的创造。
[西汉的丝织业]
西汉时期的纺织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觳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东临沂银雀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在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形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一号墓由墓顶至椁室深达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塞木炭，厚30—40厘米，约1万余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达60—130厘米。棺内女尸一具，保存十分完整，为国内所仅见。随葬物品非常丰富，达3000余，有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竹木器、木桶、农畜产品、中草药等。其中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花纹鲜艳，色彩绚丽，画面内容想像丰富，是中国现存2100多年前的丝织品绘画珍品。另外，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的丝麻织品，有许多锦、绮、菱纹罗等精美的提花织物，还有凸版彩色套印的印花纱以及多次套染与媒染相结合染成的织物，据分析共有三十六种色相，反映了西汉初期纺织和印染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等推断，一号墓为汉侯利苍之妻，二号墓为利苍本人，三号墓是利苍之子。3座墓葬的时间相距20多年。又据考证，侯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四年(公元前191年)即废。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其原书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种。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出土物后移至湖南省博物馆陈列，三号墓坑则仍保留原样，以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
[青铜时代]
青铜是铜与铅、锡的合金。红铜又称纯铜。由于铜矿石与其他有色金属矿常常是伴生的，所以红铜中常含有铅、锡等金属。一般称锡含量低于2％，铅含量低于3％的铜为红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铸成的器物硬度差，铸造过程中的流动性也不好，冷却时收缩性也较大。但加入锡、铅以后，其性能可以改善。例如：加入10％的铅，熔点可降低43℃；加入10％的锡，熔点可降低73℃；若加入20％的锡，熔点可降低193℃。同时，布氏硬度也可以提高。红铜的布氏硬度为35，加入5％一7％的锡，布氏硬度就增高到50—65,加入9％一10％的锡以后，布氏硬度可达到70—100。另外，加入铅和锡以后，铸器时可使铜液的流动性得以改善，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获得清晰的效果。
商代除了铅青铜(铜铅合金)和锡青铜(铜锡合金)外，还出现了铜铅锡三元合金。大约在商王武丁前后，古代工匠已经掌握了这种三元合金工艺。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
一铜器的铸造需要经过以下的工艺流程：(1)制模，即将要制作的青铜器先用泥塑出模子，有花纹的要刻出花纹；(2)从泥模上翻制外范；(3)将泥模刮去薄薄一层，使之成为范芯；(4)范芯与泥模先阴干，然后用高温烘烤；(5)将陶范与范芯组装起，并予以固定；(6)浇注铜液；(7)拆去陶范与范芯；(8)修整、打磨毛刺。这时—金灿灿的铜器就铸造出了。
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即可获得一铜器的称为浑铸法。但有些铜器造型奇特，如四羊尊的肩部有四只形象生动的羊头，用浑铸法不能铸成。于是工匠们用分铸法，先铸出附(羊头)，再在铸造器身时，将它们铸接在一起；也有的是先铸器身，再将附与器身铸接在—起。这种分铸技术在商代已被工匠们熟练地掌握，所以铸造出许多精美、奇特的铜器。泥范分铸方法的应用，开创了与古代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范铸技术，这是三千年前中国工匠的杰出创造。
青铜化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化与精神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接；还出现了锲刻的甲骨，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天、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化，在世界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古代冶铁业]
中国古代冶铁业兴盛于公元前770年左右，春秋战国之际进入铁器时代，铸铁大量用于制作农具、手工工具等。公元前221年秦统—中国后，设“铁官”管理冶铁业。到公元前119年的汉武帝元狩四年，共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的39个郡内的49个产铁地区设有铁官。到唐代，全国共有铁矿104处。公元810年前后，铁的年收入量约为200万斤。到宋代，全国冶铁场所分布于36个州，年总收入量达到550万斤，其中的74％集中在今河北的邢台、磁县两地。元明时代，中国官铁收入大幅度增长，元初达到1000万斤／年，明初更达到1800余万斤／年。同时，冶铁业重点南移到江西、湖广地区。公元1395年的明洪武28年，官库存铁达3700余万斤。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停办官冶铁，让民间自由开采，官府只按2／30的税率收税。至清代，大型铁场集中在广东佛和陕西汉中2处。佛的冶铁工人曾多达3000人。汉中铁场有大小分厂几十处，大厂有2000—3000人，小厂有数百人至千余人不等。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1900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并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1．2到1．5米左右，炉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颁布成的刑法。公元前513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把成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29年)。
我国冶铁技术的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鼓动，就可把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就称为“橐”。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1953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土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铸造铁器，可使铸形状稳定而精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产效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一种方法是铸铁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心组织消失，铸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钢质复合铸，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2000多年。欧洲到18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19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项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湖北大冶铜绿遗址]
湖北大冶铜绿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采炼工场。这个遗址长2公里、宽1公里，发现有古矿井、冶炼遗址和炼铜炉。古矿井分为竖井、斜井、水平井三种，深入地下40至50米，坑道用木架支撑，井下有排水系统和通风设施。在不同期的井内出土的开采工具有：木质的锤、铲、锹、钩，船形木斗，铜质的斧、锛、凿、锄，铁质的斧、锤、锄、耙等。古矿井附近的冶炼遗址，地表覆盖着大量炉渣，总重量约达40万吨左右。炼炉则为竖炉，它由炉基、炉缸、炉身构成，有风沟、风口、金门，作鼓风、排渣和出铜液使用。炉壁各部位用不同的耐火材料建造，矿石被碎成3至4厘米的球状，加入溶剂配料后入炉。模拟试验表明，炉温可高达1200℃，铜块含铜91％一93％，炉渣含铜量0．7％。为研究古代冶炼技术提供了可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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