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本书，叫《 文化苦旅》。 有人说，酒公张先生是中国式的浮士德，”学究天人“可终究悔恨一生。我们读完这些悲剧，总得思考，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才能不愧于历尽万世淘洗而仍旧能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而这也就是悲剧流传的意义了。 张先生是失败的，其一在于胆怯。在上海文化圈与人结交时，因其三句不离逻辑而被人耻笑，就开始毫无自信自我否定了，不仅否定了自己几年之学的努力，也否定了中国逻辑学的未来。倘若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逻辑学有偌大的热爱，这种热爱能战胜尴尬、战胜暂时的卑微带来的窘迫的话，他就不会轻易放弃他当初攻读逻辑学的主旨：理一理中国人随意的思绪。在县城中学教英语时，因讲到love这个敏感的单词并补充了一些解释，全班同学哄堂而笑，导致无法讲课。此时的他也胆怯了，竟造谎逃回家作罢。或许我们真的无法理解在一个信息闭塞的不开放的时代里，跟一群青涩懵懂的孩子谈及敏感的话题时被嘲笑后是一种怎么样的窘迫，但是如果无法让孩子们正视这正常之物，无法让自己的尊严和威信得以建立起来的话，我想这不算是一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我很佩服我初中的生物老师，她上课既风趣幽默又不失严厉，她曾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解释她讲到人体生理结构时毫不羞涩的原因：这种东西，哪位生物老师讲到都会不好意思，但自己用一种正确的心态面对，久而久之，自己便会不脸红，学生也不会因自己的脸红而跟着有太大的情绪变化了。我不知道她用了多大勇气去克服这种羞赧，我只知道，她是自称自己为”笨鸟“的，而通常一名校长、一位女强人，绝对是那只先飞的”笨鸟“。 张先生缺的，正是那么一种”我走我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坦然勇敢的精神，总是畏惧着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用别人参差不一的评论来形成自己片面的社会存在感和价值作用，而这种被胆怯一次次击败了的却又不懂得爬起来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其二在于压抑自我，意识不到与外界的冲突。他很懂得融入社会，到师范学院寻工作，不缺逻辑教授，只缺英语教师。虽说他作为留学生也擅长于英语，但我们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把逻辑发扬光大，这由他费心向师范校长阐述逻辑课的重要性可得知。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学校不需要逻辑课，也不需要你来教逻辑学。这可就使张先生木然了，在坚守理想和屈服现实间的艰难抉择中，他选择了欣然接受后者。可有人会说，这两个选择并不冲突，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在屈服于残酷的现实的同时不忘坚守自己的理想的，从古时越王勾践到今日钢琴王子刘伟，从拿破仑到熊素琼，成功的人不乏少数。而张先生呢，是作为一个屈服了的失败者被铭记的，他对自我的压抑，导致了一世一事无成。而且，他的一手好字，也空只能用来给人写墓碑，赚取些许的酒钱用以买酒浇愁罢了。 其三在于对自我要求太高，不懂得释怀。张先生一出生便背负了兴盛家族的重担，一世扛着”状元后代“的龟壳。稍有不如意便视己为永不翻身的败者，不懂得给自己以适当鼓励重出江湖。如此容易被困境折服，如此容易颓靡不前，又如此看重家族的名声，稍微活得穷酸一点，便是对不住祖宗，也对不住自己了。看人家陶潜活得多自在，重要的是学会放下名利的枷锁，寻找本心，笑看荣辱，不折不挠啊！ 悲矣，酒公！吾等必不重蹈汝之覆辙，以骁勇之心、坚持之心、坦然之心面对形色世界，完吾等之梦想，无悔于吾等之青春。如何才能算是不虚度青春？这是大家都知道考虑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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