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竹桃生出的花朵，老虎窗外，氤氲着女人脂粉气的天空，留声机里回转往复的“四季调”，有轨电车不休的“当当”，一切恍如隔世，却真实可触似的，从字里行间浮上来，一点一点地清晰。
那个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静候着她的时代，也用美貌和聪慧酝酿着一场致命的悲剧和传奇。她是那种有魔力让男人一见倾心的女子。因这，她有了非凡的经历，有了用来挥霍的资本和勇气，也有了数着日影度日的寂寞无赖，有了干涸的眼里唯余的一颗老泪。她被男人捧着，爱着，宠着。她穿着婚纱走上选美的舞台，却想着：“也许，穿上婚服就是一场空，婚服其实就是丧服！”
后来，她的预感应验，她没有真正地做过新娘。她如花似玉的年华被命运的流变无情地碾过，她在男人的世界里一败涂地，无限风光的“三小姐”，用骄傲和那害人害己的聪慧与美貌，断送着一切幸福的可能。
她知道，像她这样的女子是不能够结婚的了。
那镜中的美人，风韵不减，心却冷如灰烬。最后的日子里，她的所依靠慰藉的，竟是那一盒金条。她明白男人是靠不住的，却还是取了那装金条的木盒子，想把最后的赌注押在男人身上。而一切，终成虚空。
大概谁也不会记得那间阁楼上曾经住着一个怎么样的女子。或许，有人偶然想起，也会自然而然地把她归为“那个女人”的行列。
旧上海，沉浮着多少如王琦瑶的女子！她们住在如爱丽丝公寓那样令人无限遐想的房子里，她们总是那种正经女人的不屑，总是街头巷尾流言的主角。
而又有多少女孩，终是经不起那花花世界的诱惑，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了呢?百乐门的歌舞不休，这不夜的城市，充满了纸醉金迷的气息，读书笔记由不得人清醒。甚至那些正经人，话里话外也在羡慕着王琦瑶，不屑的口气里竟含着嫉妒。
住进爱丽丝公寓的，总是抱着女人中的佼佼者的姿态。她们大都有着一张光鲜可人的面皮，有足够多的光阴和年轻。而这些，或许已经完全能满足一个女人的虚荣。
她们仿佛是被特别爱着，眷顾着的。又分明是被幽禁与弃置在了华丽的囚笼里，一半是这空荡的公寓，一半是那浮华过后的虚无幻灭。她们要永远地保持着佼佼者的姿态，哪怕生活已满目疮痍。
我隐约读到了女子的悲哀！几千年都是一个模样。就因为那句红颜薄命吗？
美貌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拥有的人又往往因它围困了一生。“坏女人”都是漂亮的，“那种女人”少有不是独具风情的。有人说，红颜的不幸是男权社会的罪孽。萧红说，她一生的不幸，都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在那个旧上海，我看到女人是甘心被男性控制与评判的，并以此为荣似的。好像王琦瑶的妈妈说过，她的贱是自己作的。而悲剧的始末又怎能归结于一个弱女子的自轻自贱简单了事？
王琦瑶只是那茫茫背景下，一个随波逐流、无所依靠的浮影罢了！
灯红酒绿的人间，何处才是得以喘息的港湾呢？王琦瑶的心里没有答案，只是紧守那一日日削减的风韵，徒然地经过，又消失在摇晃的灯影里。
人们读王安忆的上海，就会想起张爱玲的笔下也有一个上海，花园洋房，绅士淑女……张爱玲的上海，透着细小微妙的精致，有小姐呼吸里吐露的香水气。她讲的爱情，总是那么勉强与无奈，又带着狐步似的优雅和轻佻。
而《长恨歌》里的上海，总觉得小家碧玉一般的真切。那些姑娘家的细碎的心事，弥漫在弄堂里的姨娘们的不满与闲话，一个衣冠楚楚的少年，一句无心的话却引起伤心的调侃，那么自然平常，又处处隐着悲剧的伏笔。
王安忆讲的故事是人与人无端的相聚与失散，是爱与虚荣的悲怆和无情。她没有一针见血，却一点点撕开伤着的皮肤，露了血肉给你看。
这长恨歌的“恨”字不知究竟该哪一个解法才合适。是遗憾吗？还是仇恨呢？
小说的最后一句“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是否在预示着什么，那夹竹桃是否在等着另一场悲剧的开演，于这城的艳美和躁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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