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所谓的腐败不是由于贪婪，而是一种副产品，因为立法者或政府官员觉得，他们对家庭，部落，地区或种族群体比对民族共同体负有更多义务，所以就公钱私挪。他们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人，只是其道德责任的圈子小于他们效劳的政治体。根据国家是否兑现社会契约中的承诺，公民也能理性地算出自己忠诚的程度。如果他们觉得国家合法，亲身体验到爱国主义的热情，政治稳定就会获得极大的提升。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以经济表现来赢得合法性，另外还有重要的额外支持，即中国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 对于自身，家庭，朋友的偏向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内在生物属性决定的。道金斯在他的《自私的基因》中阐述，基因本身是自私的，他所表现出来的利他的精神和行为，都只是基因为了其存在而展现出来的集体行为，是基因存在策略的一部分。这样的利他是根据共享基因的百分比来决定其倾向性的程度的，也就是说越是离得近的亲属，这样的利他就表现得越是明显。父亲对于孩子的保护肯定比对于表亲的孩子要来得多，更比对朋友的孩子多。这是容易理解的。 所以这样的生物学的属性决定了人类对与家庭的一种自然的倾向，呵护。但是如果是这样，人类应该是一盘散沙才对，应该是没有“国家”这样的概念出现，因为大家只是生活在我们的小圈子里的，好像至今这样的状况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还存在。 但是由于生存的压力，战争等各方面的因素，国家还是形成了。那是什么突破了传统的家庭的生物学属性，而让一个更为宏大的团体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呢？从最早建立一个非人格化的国家机器的中国可以找到它的脉络。让中国从小家庭社会到大家庭社会的突破来源于儒家思想，这样的思想是一种“教”，像“宗教”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给予世界，社会一个自洽的，全面的，终极解释，并用这样的解释来提出道德规范，来秩序化人们的行为；另外，它是以一个非人格的国家来替代所有原来的基于生物学属性的家庭的组织，这是一种突破，它突破了原来的界限，才给予国家一个涌现的机会，当然这不是自然而来的，更多是一种外在压力使然，连年的战火往往是国家这样的组织体系得以产生的原因；还有就是儒家的精神实质又是一种对于人体，家庭的一种模拟，一种放大。所以儒家是“对人性诗一般的崇拜”的，认为那是世间最为伟大的创造，所以对于它的模拟将是一个最为完善的组织形式。

但是，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非人格国家机器的国家，但是，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过程里，还是充满了人类的家庭的生物学属性与国家这个更大的，共有的家的抗争，而且几乎可以理解为就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过程。汉朝将过往“皇家”与国家分开，将皇家的仆人与国家的臣属分开，就是为了将“国”变为一个天下人的“家”， 而不是仅仅是皇家的“家”。。正是这样的理解才成就了汉的辉煌，但是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家”还是扛不住我们生物学属性的岁月洗礼，西汉的崩颓就是士族大户的发展对于公权力国家的一种颠覆，那个置于一切之上的“家”被分解了，代之以地方豪强，这就是一种人类回归自然属性的过程，只要那个虚拟的“家”失去它的公正，健康，力量时，我们就会回归到自己的家。。。东汉的崛起其实是士族大户的崛起，所以他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向西汉那样的国家，而只是一种士族操纵的所谓国家，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带上了这种先天不足的烙印。。。从汉到唐，对于士族的压制一直是一个伟大国家崛起必须采取的措施。。。唐朝做的不错才有了盛唐的恢弘。。。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是纠结在大小两个家之间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在一个“家”的概念之下的。 西方家庭的突破来源于基督教。像中国古代一样，西方人也一样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家庭中的，但是基督教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上帝的名义下，所有的人们统一到了一个大的概念之下，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需要相互照顾，相互帮助，最开始的宗教活动还是在个人的家里进行的，之后在基督教得到世俗权威的认同后才慢慢走向一个独立，公共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就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凝聚力量，它突破了生物学上的离散家庭，构成了一个共同体。但是它不同于东方的是，它是用上帝的“法”来规范社会组织行为，而不是一个拟人的组织。这样就带来了东西方历史命运的分途。基督教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和儒教对于中国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中国还没有过类似“十字军东征”的事件，而且由于儒教的理念，它本来就是一种对世俗权力的拥护，所以它永远处于一种臣服的地位，虽然它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对权威的道德规范，但是基督教对于世俗权威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的。。。西方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是奠定了西方现代历史的形态。 “在每个国家，改革运动的领袖均有个人的宗教动机，包括普鲁士的大选帝侯和菲特烈威廉一世。他们加尔文主义的倾向促成从国外引进自己的教友，并为自己描绘出严守纪律的愿景：正直国家领导的朴素的道德社会。荷兰国家也受加尔文主义的渗透，从天主教西班牙手中赢得独立之后，在17世纪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早在英国内战之前，清教主义就是英国改革的重要动力，在19世纪继续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行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进步时代的上层改革者也是如此。他们不只是认为，政治老板和依附政治在妨碍他们赚钱，而是出于道德原因，对公共机构变成私人工具感到义愤，美国人可能不信任国家权威，但相信自己的民主政府非常合法，也相信金钱利益和腐败政客对民主进程的操纵违反民主原则。像吉福德平肖那样的领袖个体， 受新教信仰的虔诚所驱动， 这种虔诚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美国当代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有了覆盖广泛的信任半径和社会资本，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占据首位，超越对家庭，地区和部落的忠诚。传统上，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得以享有这两种禀赋，至少在与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相比时是如此。人们如不主动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发起社会运动；要想得到激励，还要看同胞是否也有愿为广大共同体承担公民责任的理想。
英国和美国社会资本的来源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与如上所述的新教派别形式有关，它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很深的根基，鼓励基层组织的宗教生活，无须依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第二个来源与强烈的民族认同有关，以制度为中心---在英国是普通法，议会和君主；在美国是相似的普通法传统和源自宪法的民主制度。到19世纪，两国政府都被视为民族主权的合法体现，享有相当广泛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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