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欧洲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差别。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后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就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关键在于其结构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的多元性、分散性、竞争性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这一转型的意义就在于此。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文明演进的路径,来分析传统中国文明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并以此解释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失败,以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在文明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相当宏观的课题,将涉及到文明的比较,不同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后来现代化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从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失败谈起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这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可以缓慢地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据这一解释,这一必然过程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迫地中断了,于是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社会,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它是从外总因素来解释问题,它不能回答,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受到西方的挑战,同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文化冲击,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地经由这种挑战的压力,而发展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相反,我们必须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作为两个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主体这一视角,根据它们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应对能力,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同历史结果的原因,不同的文化主体应对西方挑战有不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不同结果,涉及到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即文化范式。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到这时仍然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生懂得世界地理的知识,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完全被吸引到科举考试中去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士绅阶层内部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分化,难以产生知识分子士大夫个体的思想变异,以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环境挑战。另外还有一个同样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日本,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仅仅在出版后一年的时间里,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25万册,而在中国,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介绍出版西方的书,在此后30年时间里,总共加在一起,只销售了1.3万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1/12,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1/27,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迟钝与麻木达到了何等地步,以上例子说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士绅知识精英阶层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保守性与同质性,在这种极度保守麻木的精神气氛下,像郭嵩焘这样少数主张改革的人,就会在广大士大夫中显得十分孤独。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西方挑战的适应能力,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用文化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挫折与失败,以及解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确实比前面所提到的教科书范式,更具有说服力。
要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看,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的挫折,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走上大一统中央帝国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中国不是像西欧那样,始终保持着小规模、多元性、分散性、自主性、流动性的竞争性文明?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来予以解释。中国文明发展的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黄土高原的地理生态的相对同质性,同质的松散的黄土层,小型冲积平原,温带气候,最适宜于发展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第二个环境特点是,在这些农耕共同体之间并不存在使他们长期彼此隔绝的天然地理屏障;第三个环境特点是,华夏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之间进行文化交往则相当困难,这样,秦汉大一统是同质共同体互动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大一统专政帝国反过来又运用国家高度的权威进一步采取同化政策,通过书同文,车同轨,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统一的官吏选拔制度,同样的重农抑商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上同质性过程。从此以后,在郡县制帝国的高度有效控制下,帝国内部某一地区很难产生制度上的变异,并以此来吸引各地的人才,形成人才的区位优势,而士人也不可能通过自由选择效忠对象,来发挥自己的才智,帝国的统治者也不必担心自己会面对其他地区的优势、挑战与压力,中央政府既然不用担心人才流动到某一地区去,当然也不必多此一举,为了留住人才而采取某种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约束自己的专断行为。从结构上看,欧洲文明像是一个由无数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中国古代文明更像一个由无生命的砖块按固定的标准整齐堆砌而成的巨大墙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一部通过压抑个性与地方自主性,来实现宏观稳定原则的文明的盛衰史,这一点可以解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西方人会发展出对人类文明有划时代伟大贡献的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则走向沉睡与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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